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_论文.docxVIP

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两汉时期，疆域辽阔，汉廷与周边的关系，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汉王朝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安全，防备外来侵犯，对边防问题高度重视。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审时度势，在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中，曾提出或运用过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边防战略思想。对此，学界以往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将两汉400余年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试图勾勒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轨迹，并分别就不同阶段的边防战略思想及其主要特征，做一简要论列。 一 西汉立国之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整个社会“满目疮痍”，经济遭受极大破坏，人口锐减，国库空虚，而且随后的政治形势也相当严峻。如诸侯王各自拥有大片封地，手握重兵，实力日趋强大，甚至“自为法令，拟于天子”，[1]与中央形成尖锐的矛盾。再就是汉廷的边境受到异族威胁。南方各族，在秦亡之后，赵佗乘中原战乱之机，割地自立。北边的匈奴，雄据一方，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并虎视汉廷边境，入侵燕、代之地。 面对上述形势，汉初统治者在“黄老学说”的指导下，“与民休息”，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稳定政局。经济上奖励农耕，减轻租赋等；政治上先后打击异姓王，削弱同姓王，确保安定统一。与此同时，在边防上，则奉行南抚北守、以防为主的战略思想。 规劝赵佗，安抚南越，这是汉初的重要思想导向。据载：“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陆)贾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天子闻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令称臣奉汉约”。[3]“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然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于是佗乃自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文帝即位后，对南越赵佗，又采取安抚政策：“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并再次派陆贾持诏书出使南越，劝谕赵佗去掉帝号，使其“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4]此后，直到汉景帝时期，赵氏仍然“称臣遣使入朝请”，和汉廷保持和睦关系。 严守北境，防备匈奴，是当时汉廷关注的又一重点所在。自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汉廷深感军事实力暂时无法与匈奴争锋，因此对匈奴采取了忍辱、退让政策，多以“和亲”、“开放关市”来换取北境的暂时安宁。文帝还遣使给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也制之。”[5]希望双方受“和亲”约束。但“冒顿寝矫”，“暴害滋甚”，仍然经常南下，扰掠中原。于是，汉廷为坚守北境，多次开展了对匈奴的防御战争。例如：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攻掠上郡，杀戮人民。汉派丞相灌婴发车骑815万到上郡高奴抗击右贤王。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单于率领14万骑南向，入朝那、萧关，攻占北地郡，斩杀都尉孙，大肆掳掠人口和牲畜，兵锋直逼京师。面对匈奴的大举进犯，文帝命昌侯卢卿、宁侯魏、隆虑侯周灶等为将军，各率兵万人，分别驻守在长安的西、北面以及上郡、北地、陇西三郡。又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率车骑千乘、骑兵10万，驻守渭北加强防御。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冬，军臣单于出动6万骑兵，进犯上郡、云中等郡，“杀略甚众”。执警烽火传到长安后，文帝任命令勉、苏意、张武分别率军抵达飞孤、句注和北地进行防守，使匈奴远遁边塞。[6]可见，面对匈奴的进犯，汉廷根据有限的财力和兵力，进行了几次重大的防御战争，但只是“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7]都是“逐出塞即还”，无力反攻。 [1]《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2]《史记》卷一一0《匈奴列传》。 [3]《汉书》卷四三《陆贾传》。 [4]《汉书》卷九五《两粤传》。 [5]《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6]以上均见《汉书》卷九四《匈奴传》及《汉书》各本纪。 [7]《汉书》卷四《文帝纪》。 在对匈奴进行防御战争的过程中，当时汉廷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纷纷提出富国强兵、以御匈奴的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积粟输边。贾谊在给汉文帝上书时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国有积贮，“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若国无积贮，“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而要使国家有积贮，就必须“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1]晁错在向文帝上书时也强调了“守边备塞，劝农为本”、“贵粟”与“务农”的主张，并提出了具体方法：“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粟，农民有钱，粟有所渫。”“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