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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政银关系 　　摘要：政银关系是在既定的经济社会制度中产生的一种政府和银行这种特殊企业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短期内不可能满足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银行的契约关系的条件。因此，政银分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和银行要把握股份制改革以后银证关系的变化趋势，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银行管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特别是政府要在银行与企业之间架起双方信任的桥梁。 　　关键词：政银关系；金融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0-0076-03 　　 　　一、银政关系及在我国的表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契约或信用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源自所有权。由于政府100%控股的情况非常少见，且银行多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政府通过行使股权对银行施加的影响力有限。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银行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契约或信用关系。 　　在我国，受经济结构和体制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国有商业银行以政府为核心的股东结构和历史上因“党管干部”原则形成的人事关系，使得政府干预不可避免，并导致我国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结果是国有银行的功能定位偏差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关化、管理行政化。这是一种“扭曲”的政银关系。政府和银行并非同一利益主体，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由来已久的行政干预，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只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同，这种干预表现的方式、程度和范围不同。因此处理好政府和银行的关系，建立良好的政银关系，关系到金融改革的全局，关系到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成为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二、建立政府与银行的契约关系满足的两个基本条件 　　 　　研究表明，要建立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银行的契约关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府从国有商业银行退出，二是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债权关系。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因此，政银分离不会短期完成，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政府从国有商业银行退出 　　1、国家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国家的效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从而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效用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统治者的租金不仅仅包括经济租金，也包括政治租金，其中国家政权的生存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国家的效用函数中政权的存续应该占有极大的权重，在满足政权存续这一偏好的前提下，国家才可能考虑税收增加、经济增长等其他效用。 　　“政银分离”显然并不符合国家的效用函数。因为，就政府偏好顺序而言，利润目标并非第一次序因子，由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特别是即期稳定体现出来的政绩追求才是转轨国家政府(官员)居于头号的选择。从另一角度看，政府放弃对国有银行控制的成本极高，其核心因素就在于国家声誉的隐性担保。如果短期内国家退出，那么这种隐性担保便不复存在。它的直接后果是影响到储户对国有银行(实际上是国家声誉)的稳定预期，进而会影响到国有银行的稳定性并可能诱发严重的银行危机。 　　从2003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制度(包括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坚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银行的改革方向，我国的政银关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政银关系中行政管理色彩依然十分浓厚(图1)：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各职能部门依然直接干预银行的日常业务，国有商业银行难以发挥其独立的法人主体作用，对经济支持、充当国家宏观调控直接手段的特殊功能的发挥远远胜于银行自身的基本职能。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34条、第8条就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第34条)、“商业银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第8条)，这些规定为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提供了操作空间和弹性边界，“它表明体制不可能仅通过立法而加以改变。” 　　2、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金融资源的争夺。 　　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被作为评估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地方官员的升迁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渐次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投资竞争―金融资源竞争。 　　在银行体制改革的同时，更确切地讲，在银行体制改革之前，我国财政体制也在改革，分权化改革导致财政在国民收入中地位不断下降，财政和金融的关系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强财政、弱金融”搭配演化为“强金融、弱财政”格局。在政府职能尚未实现成功转型之前，地方财政往往无力继续承担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支持体的角色，也不足以提供弥补计划经济时代地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