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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民族―兴蒙蒙古族 　　 “我几时说得上,我又不在马背上悬个酒囊。” 　　这是云南省通海县诗人苏大客专门为居住在凤凰山下的蒙古族写的长篇叙事诗《涅的民族》的题记。在诗前的说明里,他写到:这是一个马背驮来的民族,从游牧到征战,其后裔在西南一隅经历军垦、拓边、网渔、农耕等变迁,生存繁衍,洗涤煎熬、挣扎嬗变,时至今日,不仅仅是个奇迹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涅的民族,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关注,因为关注它就是关注苦难本身。 　　750多年的历史,是一份沉甸甸的记忆,无论时间怎样流逝,沧海怎样变成了桑田,在云贵高原上的某一个角落,有一群在灵魂中经常仰望蓝天的人,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是蒙古族人。 　　 　　涅?的民族 　　 　　云南的世居民族,都是古代越人、濮人、氐羌的后裔,惟有一个例外,就是蒙古族。吾家籍蒙古,世远年久矣。“一只凤凰如何将自己复制成另一只凤凰,其过程必定单纯而复杂。”诗人苏大客在《涅的民族》里说。对于生活在兴蒙的蒙古族来说,这个复制的过程岂止是单纯而复杂。旁观者无法体会这种凤凰涅的痛苦。 　　落籍云南的这一支蒙古族有着久远而独特的历史沉淀。 　　据《兴蒙乡乡志》记载,云南蒙古族是从元初开始进入云南地区的。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忽必烈领兵征大理。忽必烈大军分兵三路前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忽必烈率中路军,也只烈率东路军,进攻云南。三路军先后进入丽江地区,12月15日攻下大理城,结束大理国的统治。这是历史上大量的蒙古族第一次进入云南。随着蒙古族在云南统治政权的建立,蒙古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云南的就更多了。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元梁王把西拉瓦尔从昆明逃到晋宁自杀,宣告了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第二年,蓝玉遣宣德侯金朝兴率兵取临安路,镇守临安路门户曲陀关的旃檀元帅与元右丞海牙和兵在普舍(今玉溪)与明军激战,元军大败,驻守各地的蒙古军多数遇难,幸存者融入其他民族。驻守杞麓山的蒙古军后勤部队因以恳田植稻为主,被视为土著人而幸免于难。这批人就是今天集中在云南通海兴蒙乡的蒙古族,繁衍生息至今。 　　从最初时候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到??来成为被统治者,这中间的角色转换,这中间的种种为了生存的适应,对于一个成了社区的少数民族来说,一定是个很精彩的故事。岁月流逝,这些马背上驰骋万里、弯弓射大雕的骑士后代,在这片有山有水有树的高原上,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变成了渔民和农民。与云南众多民族一起,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具有云南蒙古族特色的民俗风情。现在只能在妇女的服饰和残留的只言片语中,勉强嗅到一点草原的气息。他们像断线的风筝,飘到了一片完全陌生的红土地上,历经种种艰难困苦,成为了这片山水的主人,过上与祖先截然不同的生活。 　　有时候,我会把定居在通海的这一支蒙古族想象成一个人,一个远离了家乡外出谋生的人,这750年的经历当然是很厚实的。 　　 　　从马背到牛背的距离 　　 　　20世纪70年代之前,当时河西县的县志上清楚记载:“今河西下渔村(今兴蒙乡)居住的水边民族,自称为蒙古族,是否为蒙古族,待请后人考证。”这一行字深深地刺痛了兴蒙人的心。然而引《云南蒙古族简史》的作者杜玉亭专家的话说:“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不公正。”兴蒙乡三圣宫的《敕授宣慰司总管始祖公讳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旃墓志》上有“吾家籍原蒙古,随大元入中国,官于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于至正二十年始祖公讳阿喇帖木耳蒙古左旃奉命平滇。任宣慰司总管”的记载。兴蒙乡三圣宫所存的下村《以垂永久碑》也谈到:“盖闻本村原籍蒙古,自元时随旃元帅莅任滇南,镇守曲陀关,流落河西东门外土住。” 　　后来,内蒙古自治区的丹碧、哈西、林色、朝格柱四位蒙古语文教授到兴蒙乡考察,并写成了《云南蒙古族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证实了在云南蒙古族人的语言中,至今仍有20%和内蒙古蒙古族的语言相同。 　　 “每一次内蒙古那边来人看我们,都会有人流眼泪。”采访中,杨必富老人告诉我。至此,至今仍立在凤凰山上那块记有“吾家籍蒙古,自蒙古入滇,居河西下渔村住,世远年久矣!门户凋残,饥谨有星之惑,人烟寥落,忧老若鸿雁之悲”的墓碑不再孤独。这群被历史遗落在云南红土高原、再也回不去草原的蒙古族人的身份得到了公认。 　　鸿雁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来时的方向,就像杨必富老人说的那样:“虽然是回不去了,但是总算找着了根。” 　　如今,每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日,是兴蒙蒙古族人的忆祖节。届时,全乡群众都身穿节日盛装,纷纷到三圣宫的“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三位蒙古族祖先的神像面前,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聆听长者讲述那悠远的迁徙史,那坚强的生存发展史,以此来见证兴蒙蒙古族人终于能够走到今天,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离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这些在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