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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改革对唐代经济发展影响 　　[摘要] 两税法改革在我国古代赋税史和农民负担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宋、明等朝代的税收和农民负担状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税法改革是当今众学者关注的焦点，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本文拟通过对两税法改革的农民经济背景及其改革实况的分析，探讨两税法改革对农民的赋税负担、农村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以期更为全面地了解两税法后农民家庭经济所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 唐代经济 税制改革 两税法 　　 　　一、唐代税制改革的历史与经济背景 　　 　　我国唐代为何要实行两税法，或者说，促使唐政府进行赋税改革的动力是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从分析两税法改革的唐代农村经济背景入手。唐初实施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适应了唐初户口锐减、荒地较多的现实需要，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唐代繁盛局面的出现，但是，从土地产权看，农民对土地拥有不完整的产权，或者说只是部分产权，尽管“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永业田可以传为家业，农民拥有产权，甚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也不追”，但是永业田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其80亩的口分田的产权是在变化之中的。唐代早期由于地广人稀，土地的供求关系平衡，农民有大量的可耕之地，对土地产权要求并不明显。因此，均田制是建立在国家掌握大量可供支配的土地基础上的。随着人口增长和官僚、贵族队伍的扩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其对土地的产权开始受到侵夺。安史之乱前，农村的土地兼并状况己经非常严重，杜佑甚至认为“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兼并之弊”，已经达到了“有逾朴汉成哀之间”的程度。安史之乱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减员，同时还要负担远远高于租庸调所规定的赋役量。农民生活困苦，被迫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实施两税法是挽救农村经济颓亡的必然。 　　 　　二、唐代税制改革的前后变化 　　 　　随着唐代经济不断的发展，唐代农民的家庭负担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唐代前期，吏治清明，农民还能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家庭负担较轻;到开元、天宝时期，土地兼并盛行，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因而负担增加;安史之乱给农民带来了灾难，赋税繁多，政出多门，上下盘剥，农民生活更为困苦;实行了两税法后，由于税额有了制度上的规定，农民的家庭负担相对减轻，但是随着唐后期吏治的腐败和政局的混乱，农民的负担又出现了反复。根据两税法和租庸调制的税收内实行两税法后，纳税面扩大了，解决了税基和税负的矛盾关系，达到了“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的目的，实施两税法的当年，国家全部财政收入就达到了3000余万贯，是大历末年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两倍半，也是开元天宝以后最好的一个年份，确实达到了增加政府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其次，两税法统一了税目和简化了征管手续，将过去的征科色目和租庸调一起并入两税，使税目简单化，降低了征税成本。统治者严格禁止对农民乱加征、乱科配，认真贯彻两税法的决心很大，可以说，两税法从制度上限制了赋税的额外加征，改变了农民过去“旬输月送”的局面，有利于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 　　两税法的定税原则是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需要来制定征税计划，即“量出以制入”。初定两税法时“元额”是征税的标准，建中元年两税总收入量根据《通典》卷六赋税下注云:“建中初诸道收户口及钱谷名数，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即，赋税总量是税钱三千余万贯，税米一千六百余万石。那么，建中年间的户口数是多少呢?《通典》称:大历中，唯有百三十万户，建中初，令融涉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由此可知，初施两税法时只有一百三十万户，经政府按比后，共有著籍人两税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具有进步性。正如德宗皇帝所说，“两税法悉总诸税，初极便人”，表明了两税法实施初期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杜佑称赞两税法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它使农民“赋税均一，人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 　　2.两税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民垦田置地的积极性，德宗贞元二年的时候，关辅百姓贫乏，田畴荒秽。德宗皇帝诏令从外地进献耕牛，以分赐给关辅地区有地无牛的百姓，但是对于农户有田在50亩以下的不给。给事中袁高反对这一规定，认为“圣慈所爱，切在贫下。百姓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户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气，由此可见，德宗贞元年间的农民户均土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至于户均五十亩土地还是属于贫人。从农民心态上看，大量脱籍户的重新入籍，也有利于农民群体安心生产和生活，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部分勤劳的农民由于经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