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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利用中技术变革与制度构建 　　摘要：人类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通过分工与技术变革拓展资源范围，同时，为了解决自然资源有限性与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无限性引发的冲突，人们不断发现并完善着一系列约束“经济人”行为的制度。这种由社会分工、技术变革到制度完善的过程，蕴含了人类幸福追求的本性。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希冀通过建立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机制以提高国民的福祉水平，并通过提高人的能力资源而实现和谐增长。因此，以自然资源的利用为主线，从“幸福人”假设的视域，分析技术变革与制度构建对人类利用资源的影响，阐述两者在自然资源开发中的历史作用，以期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一个新的思维视角。 　　关键词：“幸福人”假设；自然资源；技术变革；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2-0017-06 　　 　　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活动始终没有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资源利用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增加物质财富而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并提高幸福指数。不过，两者之间也并非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近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大份额来源于自然资源的贡献，但“超阈限”的自然资源使用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环境隐患，而且隐藏了诸多社会矛盾。本文在“幸福人”假设的视域下，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中技术变革与制度构建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的和谐增长提供理论借鉴。 　　 　　一、基于“幸福人”假设的自然资源利用：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关于人类幸福的初始描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期。从理论的继承性看，18世纪是一个重要时期，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对“理性经济人”活动进行深刻洞察的同时，将道德、情操、人性纳入市场经济研究的范畴，将更多的关注投向财富增长中的道德维度。继斯密之后，早期的经济学家边沁、密尔等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将人类追求幸福、趋利避害的主观动机解释为人类行为的根源，表达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幸福寓意。被誉为人本之父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则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存到发展的不同“满意状态”寻找???福的感觉，认为幸福标准并“不是某个个别官能的暂时状态，而是整个肉体和精神生活的健康”，而各种欲望的追求都只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和过程。 　　此后，肯尼斯?阿罗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在满足一系列非常合理的选择规则的条件下，如果仅仅对个人选择进行排序，那么根本无法从个人选择中导出社会选择，事实上，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有极大的不同，其观点蕴含了个人选择的价值偏好与社会选择的公共福利取向。研究者从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人们的幸福》一文中发现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与幸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当收入超过满足基本需要的水平以后，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收入水平，对于人们的幸福就更加重要”。 　　丹尼尔?卡尼曼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反思了经济学一些重要概念(如理性、效用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对消费者的非理性行为视而不见”。美国的经济学大师萨口尔森对幸福的经典表述为：幸福=效用/欲望，揭示了“资源稀缺”与“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这一方程式表明，如果经济增长是以大量自然资源消耗为代价，分母的增大抵消了分子的增长，实际上是“不经济增长”。 　　澳籍华人黄有光认为，“社会福祉是社会中所有个人的效用或福祉的加权总和”，当个体对自然资源使用出现无知、短视和非理性时，无权重的加总可能会不公平；当存在非常严重的外部性时，例如环境外部性和收入严重不公，这时可能应该进行适当的加权。为了增进人们的普遍快乐，政府应当增加公共开支，以改善或优化那些人们无法直接选择的公共物品或制度环境，以改变“经济人”市场目标定位。 　　在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年代，建立在个体幸福目标前提下的“经济人”，主要将其活动范围定格在对物质资本的占有与积累上，以此炫耀势力、地位或社会角色。近代，随着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备，庞大的现代工业越来越依赖自然资源支撑，“经济人”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性占有、使用必然带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引致自然资源掠夺性的无序开发，暴露了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结构、总量的深层矛盾，使经济增长出现非和谐的态势。 　　我们以为，和谐增长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它一方面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资源合理利用，同时，要通过不仅蕴含着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理性预期，而且要通过增进国民福利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然而，严峻的现实是，由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引起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非均衡却极大地降低了国民的幸福指数。因此，我们需要对以大量自然资源消耗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