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明星崛起与人文知识分子现时定位.docVIP

学术明星的崛起与人文知识分子的现时定位 　　　　　　　　　　　　　　　　　　　颜敏 我们的时代已经逐渐幻化出消费社会的种种气象，那些被西方理论家们评说的种种文化现象也已经在大陆本土上演，学术明星现象便是其中的一种。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华裔学者刘康指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与西方各国学者的差异之一就是还没有明星化。［1］64但新世纪的短短几年间，在银幕上频频露面，自觉参与文化工业的学者们已经演绎出大陆“学术明星”的流变历史。对于这种似乎是“西方延异体”的本土文化景象，有太多西方的理论话语可以借鉴，也有不少学者立足本土实际，从不同视角对此作出了阐释与价值判断。但有一个层面是鲜为人道的，那就是这一现象中隐现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问题。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以期对当前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一、制造学术明星的时代 在我们的时代，所谓的学术明星是怎样产生的？学术明星与一般明星的差异何在？ 明星的出现，在成熟的消费社会（或叫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有其必然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剩余时间和剩余能量越来越多，休闲与娱乐日益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娱乐休闲业也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更大动量。由此，歌手、演员、运动员等就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影像，其中一些摇身一变成为了“明星”。明星不同于名人，名人在任何社会历史阶段都存在，它体现了依靠自身价值获得认可的永恒性，而明星是速成的，强调的是瞬间的热度与即时的轰动效应。热度的形成则依靠追星族、发烧友（一群骂与捧的大众）与日益中心化的大众传媒，其中以电视电影网络等为主的电子媒介，能够召唤不同空间的人形成共同的想象，具有更大的聚焦效应。明星最初集中出现在纯粹的娱乐业里——歌星影星的历史最为悠久；然后，体育、学术甚至政治都慢慢被娱乐化，成为大众传媒的青睐之物，各行各业都相继出现了明星。运动场出现了体育明星，厨房里出现了烹调明星，书房里出现了文学明星（如韩寒与他的追星族），最后连政治领域也出现了明星，如在当下的美国、台湾等地，选举等政治事件也逐渐被媒体娱乐化，在屏幕上频频出现的总统、总理、在野党领袖，全都成为稍纵即逝的明星。如此看来，知识界出现学术明星也就顺理成章了。在中国大陆，上世纪90年代，因两岸三地的娱乐圈互动频繁，歌星影星首先亮相，而体育明星、学术明星等现象则是21世纪初才争相出现，对这种“星光斑斓”的景象国人还无法正确定位，很多批评言论往往针对具体的个人或组织，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根源。如声称要推出“学术明星”的《百家讲坛》一直颇受非议，其批评者认为它犯了天下之大不韪，使神圣的学术节目娱乐化［2］128-130。但殊不知，《百家讲坛》只是一个符号，它的行为不过是社会的共谋行为。作为公益性的科教节目，《百家讲坛》以往一向重视学术深度，从早期的“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到“一所汇集名家名师的开放大学”都体现了它的这一追求；但在开播相当长的时间内，它的收视率，有时甚至为零以收视率为主要评价指标“末位淘汰制”实际上，娱乐化、通俗化也是学术在当前社会走向大众，产生影响力的一条南山捷径。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如果不通过造星运动，学术就难以形象化和影像化，也无法形成“热点”，引起众人的关注，从而产生公众影响力。学术明星的出现，不只是某个电视节目的策划效应，更关系到学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存在方式。从这一点来看，没有《百家讲坛》也会出现其他制造学术明星的节目。 然而，学术明星的“明星气质”体现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他靠什么来吸引受众呢？百家讲坛的策划人万卫说，他们之所以选择易中天、于丹，是因为他们最具有明星气质，他们的讲述最吸引人。在他们看来，易中天、于丹的明星气质无非就是他们的学者身份加上出众的讲述能力与表演能力。学术明星似乎无需如歌星影星般仪表过人，也无需是行业内的权威泰斗；重要之处在于其故事性、娱乐化的讲述能够吸引受众。［3］但是，《百家讲坛》的策划者无疑漏掉了更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其讲述的内容的独特性。从《红楼梦》、《三国》、《聊斋》到《论语》、《庄子》等可一言以概之：传统文化。包括早就被冠以“学术明星”称号的余秋雨，其学术旨趣也没有脱离此道。“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具备多种能指的符号，它除了颇受主流意识的认可之外（官方也在弘扬传统），也能够在民众中形成“聚焦效应”。原因在于，自现代性兴起之后，人们赖以定位自身意义的其他文化行为日益衰微，只有“民族情感”、“传统意识”等认同符号还以成为文化认同的主流形式。［4］159看，学术明星实际是以 “文化母亲”的符号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它召唤着现代中国人逐渐陌生的传统文化之魂，建构了有关民族文化的“乌托邦想象”，它是“想象性的共同体”之肉身，与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与心灵寂寞有着内在联系。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同样存在着尖锐多重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