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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企业史大师钱德勒 钱德勒不是管理学家，但他的贡献对于管理学不可或缺。作为企业史学者，他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大公司的发展历程。他的三部巨著《战略与结构》、《看得见的手》、《规模与范围》，被学界誉为经典。他在《战略与结构》中提出的分部制企业结构，被欧美学者称为“钱氏模型”。钱德勒的著作不是给我们讲历史故事，而是通过严密地经济学分析来阐述故事背后的世界大势，这一大势的走向就是现代人类的组织与管理能力。 在经济学界，有人声称，钱德勒关于企业组织与管理的经济学分析，可以使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轰然坍塌，他的成就是任何经济学家都绕不过去的高山（见路风为《战略与管理》写的中文版序言）。对管理学而言，多数管理学家往往着眼于管理之“器”，而程度不同地忽视了管理之“道”，钱德勒则立足于管理之“道”的探求，给人们揭开了管理现象背后的形成机理。从钱德勒的著作中，可以感受到企业史对于管理学发展的沉甸甸的份量。 　　世家出身的-企业史大师　　小艾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1918－2007）以企业史的研究而著称。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史（美国人称之为商业史）这一研究领域就是他开创的。在英语缩略语中，BC为公元前，AC为公元后，而美国的《商业周刊》曾借用这一词汇赞誉钱德勒：“在商业历史中，BC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所以，商业史时代也被称为AC（After Chandler）。与钱德勒的AC相提并论，有人把德鲁克也拉出来，称管理学时代为AD（After Drucker）。由此，不难看出钱德勒的学术地位。据说，当钱德勒开始研究企业史的时候，全美只有13名相关学者，但当他2007年去世的时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学者。如果说，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管理学提供了理想的组织模型，那么，美国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则为管理学提供了现实的组织演变轨迹。 　　钱德勒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60天，也就是1918年的9月18日。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公司走出国门、进军欧亚的时期，钱德勒后来立志研究美国企业的发展与扩张史，正迎合了时代大潮。 　　钱德勒的身世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母亲卡罗尔钱德勒是杜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女儿（钱德勒姓名中的“杜邦”即源于此），父亲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海员。这位海员曾率领全家用一年的时间，沿着当年查尔斯达尔文追踪物种起源的路线，驾船航行到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许正是他父亲的这种探索精神，影响着钱德勒追踪企业进化史达六十余年。而钱德勒的曾外祖父，就是在管理学史上十分著名的《美国铁路杂志》主编亨利瓦农普尔（Henry Varnum Poor）。在所有的亲属中，普尔对钱德勒的学术影响是最直接的。当年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所依赖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就是普尔的遗产。另外，钱德勒还是美国历史上传奇人物、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远亲。时间再近一些，钱德勒的外祖父， 1903年至1916年间一直担任杜邦公司的首席化学工程师，曾帮助杜邦公司完成了历史上的首次改组。钱德勒出生于一个跟这么多企业名人“沾亲带故”的家庭，他对大公司的看法自然会带上家族的烙印。厘清大公司的来龙去脉，解读大公司的发展奥秘，或许就是日后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的原动力。 　　钱德勒生来是一个擅长文字叙述的天才，青少年时代他就脱颖而出。六岁（也有人说是七岁）时，父亲给了他一本适合小学六年级水平阅读的美国历史读本。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读了19遍，并且在当时就决意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青少年时代的钱德勒是一块璞玉，尚需要高人的指点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学生时代，钱德勒先后就读于埃塞克特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哈佛大学。1940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美国海军，服役于大西洋舰队摄影特遣队。在军队里，钱德勒的具体工作是分析判读航空照片，这种工作既需要对整个航拍区域进行宏观把握，又需要不遗漏每个局部，并敏锐地观察具体细节。这种工作方法上的训练，对他后来的企业史研究不无裨益。另外，在服役于军队的这一段时间内，钱德勒深刻感受到了政府科层制体系的效率，使他对大型组织的运作有了切身的认识。 　　二战结束后，钱德勒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重返哈佛研究生院。哈佛的学术氛围和治学传统，铸就了钱德勒独特的学术品质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帕森斯的指导下，钱德勒攻读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也译为涂尔干）的著作，从而产生了对社会学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帕森斯提出的“角色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为他后来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企业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