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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退市与法院“三中止”决定 　　摘要：为配合监管部门对问题金融机构的行政处置，法院往往会发布“三中止”通知，对涉及相关金融机构的案件暂缓受理、中止审理或者中止执行。“三中止”措施的适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的，但对其合法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对于该项制度的未来发展，需要在法律授权的明确性和程序的规范化等方面进行改善。 　　关键词：法院；“三中止”；金融监管；市场退出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9-0074-04 　　 　　一、金融机构行政处置程序与法院的“三中止”决定 　　 　　一般来说，企业可以通过自主清算的方式，或者经由法院的强制清算以及司法破产程序来完成市场的退出。然而，一个特殊情况是，金融机构这类特殊企业在启动市场退出程序之后，往往还需要经历一道由金融监管部门主导的行政处置程序(在不同的场合也被称为行政处理或者风险处置)，其后才能终结其退市程序或者转入司法破产程序。 　　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权力行使在法律授权下出现扩张的情形恰好相反，在对金融机构进行行政处置的过程中，作为争端居中裁决者的司法机关出现了主动收缩权力的现象，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我国各级法院发布的“三中止”通知。所谓“三中止”，又称“三暂缓”，是指根据国务院的整体部署、金融监管机构或者地方政府的请求，由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地方法院发布通知，对以进入行政处置阶段的金融机构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暂缓受理，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对以这类金融机构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则中止执行。 　　“三中止”措施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案例中就已经有了雏形。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21日发布了《关于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应中止执行的通知》，要求凡涉及中银信托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在接管、清理期间，各级法院应裁定中止执行。之后，法院这种“司法权力自我限制”的做法逐步扩展到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并在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活动中得到大规模的使用。 　　类似我国在非司法??产程序中“三中止”措施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并不鲜见。比如，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sFBC)在关闭问题银行之后，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个延期偿付(moratorium)的司法决定。而在有些国家，法律规定监管者对银行的临时接管本身就包括了延期偿付的内容，比如澳大利亚、奥地利和葡萄牙。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一旦成为问题银行的财务管理人(conservator)，它可以向法院申请最长期限为45天的未决诉讼中止(stay)命令。对于证券经纪商的处理过程中，当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认定任何会员有对客户违约或者存在违约的危险，并且当债务人符合一定条件时，SIPC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客户保护令(protective decree)，和依据破产法提起的破产请求一样。保护令申请具有暂缓或中止任何将要或已经发生的针对债务人的司法、行政或其他诉讼，以及中止任何对债务人财产进行占有或设定利益的行为的效力。 　　但是。和国外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和确定的适用程序来限制司法机构的权力不同，我国的“三中止”措施长期以来处于无法可依，“师出无名”的局面，直到2006年《企业破产法》颁布之后，其中第134条规定了“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 　　 　　二、“三中止”措施的现实需要与法理质疑 　　 　　我国司法机关最早一次适用“三中止”措施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21日发布的《关于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应中止执行的通知》，之后在中农信、中银信托、中创公司、中国投资银行、广东国投等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过程中无一缺席，并在历次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以及2004年证监会启动的高风险券商综合治理工作中得到大规模的集中运用。总体上来看，“三中止”措施的积极效果就是保证了金融机构能够在宽松的司法环境下进行寻求重组的机会，或者在退市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保障所有债权人的公平受偿。 　　在最高司法当局看来，被撤销、关闭、整顿的金融机构采取“三暂缓”的司法措施十分必要。这是由于：第一，整顿金融秩序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工作，人民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工作必须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第二，监管部门采取的撤销、关闭、整顿等行政手段是履行国家监管权力的行为，不同于行业主管部门采取的整顿措施，是国家强制力的具体体现；第三，目前。我国关于金融机构撤销、关闭、整顿、和解、国家接管、破产的法律规范尚不健全，尤其是对破产前的整顿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借鉴市场经济法制发达国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