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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影”之初国家电影萌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以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影”)为主要标志的国营电影制片机构,早在4年前便开始真正从国家构建的层面上进行电影运作,奠定了新中国国家电影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列宁的“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忽视电影事业的重要性;而从“东影”成立伊始,我党便通过各种相关的机构设置与政令发布,一步一步地规划着新中国电影的基本格局,在主要以电影传播党的各种政令、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过程中,通过设立国家电影管理机构、筹建国营电影制片厂、拍摄新的以工农兵生活为题材并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电影等等,完成了党和国家对电影的主导。国家电影的萌芽,与“东影”的建立及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汇聚: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东影”成立之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电影物资与电影人才的汇聚,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迈开了新中国电影的坚实步伐。 　　 　　早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中国共产党便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催发下,构建了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更加纯净与严格的组织系统。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政党,并为实现其政治理念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和舆论宣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把出版杂志、日报、周报等内容写入决议之中;第二次代表大会还专门讨论了党报宣传问题。进入20世纪30年代,当中国共产党从电影的基本属性以及国产电影的发展现状,尤其是从苏联电影与列宁的电影观念中认识到电影之于大众教育和政党宣传的重要性之后,便开始有意识、有步骤地将电影事业纳入议事日程;并主要从政党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在把电影当作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的宣传机器的同时,更把电影当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从左翼电影运动的开端,到抗战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再从延安电影团的艰苦创业,到解放区人民电影所开辟的崭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重视电影的宣传功能与传播效应,力图把电影当作不可或缺并愈益关键的战斗武器,直接宣扬党的思想、方针和政策。 　　事实上,1945年9月底,隶属八路军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领导的延安电影团,便制订了《接收东北敌伪电影事业,建立我党电影宣传机构》(草案)[1] ,决定结束电影团在延安的活动,全部派往东北参加解放区的文化建设,进而接收东北敌伪电影企业,建立我党的电影宣传机构。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与计划”时,草案指出: 　　 　　根据党中央对时局发展前途的估计与毛主席的民主和平、团结建国方针,今后的斗争形势必然由武装的军事斗争转变为和平的政治斗争。而在和平的政治斗争中,最有权威的武器,最能吸引广大群众,而使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和欢迎的,并最能达到宣传鼓动任务的就是电影。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迅速建立党的电影工作,实为目前一切重要工作之一。 　　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也即是电影工作的方针,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是以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为目标的。 　　我们的电影是服从于当前政治任务的,它是党的一切政策的传播者者组织者。 　　 　　可以看出,《草案》已经认识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和平的政治斗争”中,作为一种“最能达到宣传鼓动任务”的媒介,电影因其无与伦比的大众性和权威性,具有优越于其他各种报刊书籍与文艺形式的显著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草案还第一次在新中国的电影方针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之间划上了等号,而且明确地将电影定位于党的政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从电影服从于当前政治任务的高度规定了电影与政治的特殊关系。 　　根据草案精神及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接收日伪电影机构“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简称“满映”)的基础上,1946年10月1日,“人民电影的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电影制片基地” ―― “东影”在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成立。[2]“东影”由袁牧之担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担任副厂长,田方担任秘书长。其中,袁牧之、吴印咸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靠拢左翼文艺运动,随后加入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并参与组建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的延安电影团;陈波儿、田方也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去到延安学习并参与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张辛实则在抗战胜利后发起东北作家联盟,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争取“满映”同仁,为保护“满映”厂房和机器设备作出了重大贡献,还曾出任东北电影公司(“东影”前身)总经理。借助“满映”已有的电影器材,并通过中共中央与中共东北局向苏联定货,以及拨出一定的经费作为成本,“东影”维持着本厂的经济周转并力图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向有计划生产过渡。 　　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东影”的发展方向。1948年9月,调整后的“东影”机构,厂长室下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