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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一统历史根源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 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陆的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且四面都与外界有很大的隔绝。从地理来说,其形成统一的条件应该与中国差不多,但是印度却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长时间的统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统一”起来的竟然是大英帝国治下的东印度公司。此外,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但是古代中国版图的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国是怎么获得统一以及这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为读者作出分析。 　　 　　中国是怎么走向统一的? 　　 　　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管理能力。战争因此会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当一个地区国家力量的发展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 的局面时,统一就在这一地区成了可能。在古代,一个地区的统一基本上都是长期军事竞争下的结果。但是,虽然国家力量在战争中总会得到发展,它的发展程度却会受到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结构条件的约束,战争与国家力量的发展之间并不具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罗马垮台后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主要权力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欧洲中世纪的战争虽然也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力量 (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 　　与欧洲相比,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显得十分简单。春秋之初,中国社会仅有两个权力阶层:君主和贵族。春秋早期,中国北方地区国家的军队大多数由贵族所控制,因此战争往往有助于该地区贵族势力的发展(在同一时期,鲁国出现了“三桓”,齐国出现了“田氏” ,宋国出现了“七穆” ,而晋国则出现了“六卿” )。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中叶,北方各国的贵族势力不断坐大。于是就出现了“封建危机”,导致了“田氏代齐” 和“三家分晋”。当年的贵族摇身一变成了国君。 　　在晋国,魏、韩、赵等贵族势力在分晋之前,已经在自己控制的领土上逐渐推行旨在削弱他们属下的贵族势力的、以郡县制为中心的、非世袭性官僚体制,并在土地所有制、税收与法制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三家分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君权以及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魏、韩、赵三国先后发起了在法家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全面性的改革。“三晋” 中,魏国率先进行了改革。此后魏国实力大增,称雄战国,迫使其他国家加以效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至前4世纪中叶的旨在强国厉兵的法家改革浪潮。由于没有欧洲式的教廷势力和城市中产阶级势力的抗拒,更加上北方各国的贵族势力在“封建危机”后均走向式微,战国时的国家因此就能在战争的推动下几乎毫无阻挡地走向强大。显然,中国强大的官僚制国家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治水农业”的产物 ,而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战争背景下国家和社会的互动。 　　在战国诸雄中,秦国的贵族势力相对薄弱,因此改革更为容易推行。同时,秦国因为发起改革较晚而能借鉴他国之经验。因此秦国能采取相比其他各国来说更为彻底的改革。改革后,秦国借助其有利的地势,从渭水顺流攻击“三晋”,依长江直下包抄楚国,不久就在战国七雄中取得一国独大的地位。一个“一山难容二虎” 的局面逐渐成型。 　　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观念的产生,以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近代欧洲没有能形成大统一的两个重大原因。“国际社会” 等观念不但约束了欧洲各国的行事方式,而且保证了不同的国家在面对“国际规则违反者”时能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希特勒时,欧洲都最终能达成持续的团结,直至胜利)。同样,民族主义的产生促进了统治精英和百姓对异族统治者的反感,从而大大加强了征服的代价。在中国,法家改革的成功和法家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一家独大使得“现实主义”成了战国时期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任何类似于“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等以价值为主导的国际关系观在战国时期都失去了市场。于是乎,不但反秦“合纵”难以持续,各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