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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学家眼中世界
一位经济学家眼中世界
决策层实事求是地选择,经济学家们则负责吸收、消化,演绎。日后小国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最终承认市场经济的理论脉络,就从这时开始了。
因为要去美国,周叔莲拿着上级批件去买了一套西服和衬衫。想起1979年的往事,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感慨不已。
周叔莲此行还要追溯到1977年。李先念在听取国家经委英法考察团汇报后认为,管理是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核心。后来又经邓小平等人反复强调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作用,中国陆续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企业管理协会等机构。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一任会长是袁宝华。他立即开始筹备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对省级、大城市经委负责人和国企负责人进行轮训。
在这种背景下,由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计委联合组成的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被派往美国,专门了解如何培养企业管理人才。
时年49岁的周叔莲,刚刚从国家建委调回中国社科院,在新成立的工业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此时,他与吴敬琏等一班人已经在国内经济界小有名气。1977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技术、生产力》,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国最早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那时候几乎没有经营、企业管理这些概念。”周叔莲在向本刊记者讲起这次考察时说,之前在中国也几乎没有人知道MBA这样的词汇。
如何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也是经济转变的核心问题。比如,要让企业管理者明白竞争的意义,并学会如何竞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大局已定。中国的领导人将他们最得力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派往各国,系统学习和借鉴世界发展的经验。
日本、西欧、东欧的经济学家也被邀请来到中国,连番讲座。
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学派和发展经验在这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家汇集、碰撞,并在之后的30年间掀起阵阵波澜。
0.73元的MBA教材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只会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979年夏天,中央开始布置全国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当时负责此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姚依林提出,每个题目的调研都要包括现状、历史和国外经验,国外的发展道路也是关注的重要方面。
随后,来自中央部委和高级学术机构的经济考察团开始走出国门。中国社科院和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出版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和《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两个内部刊物,刊登考察报告。
在1979年到1980年间,总数400期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中,刊有日本考察报告、资料以及日本专家建议的约40期,涉及美国情况的33期,有关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共80多期。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比较总结报告、综述性资料。
查阅这些资料可以发现,考察团来自农业、林业、金融等各个行业,有的外国企业甚至在一年中接待了几十个中国考察团。
周叔莲当时是经济结构组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有400多人,一半搞理论,一半做调查。
“很多现在很平常的事情,那个时候没听过、没见过。”周叔莲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只会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美国,周叔莲发现企业管理人员几乎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管理教育。同行的鞍钢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处级以上干部中有近60%的人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还涉及企业的管理结构。当时国家经贸委日本考察团也反映,日本企业对中国厂长不负责全部管理深感惊讶。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回国后,编写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一书,详细介绍了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等5所顶级大学管理学专业的情况,详细到课程设置、考试题及勤工俭学等内容。周叔莲说,这本定价0.73元、不到300页的小册子,差不多是中国第一本MBA教材。
周叔莲还写了《政治经济学应该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一文:企业是否发挥积极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迅速发展,关系极大。而此前,企业、管理都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这个世界熟悉而又陌生。周叔莲这一代经济学家大多在“文革”前接受高等教育,那时的图书馆里还可以找到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书籍。现在他们终于能走进发达国家的工厂,详细追究这些生产线源源不绝的动力。而这些观察,日后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经济决策。
社科院的“普及班”
捷克人奥塔?锡克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和计划的关系,他受邀在北京、上海连作了7次报告
与官员不同,对现实的关注只是经济学家们在开放之初的???务之一。他们还负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从理论层面上了解世界发展的情况,为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规划蓝图。
周叔莲说,弗?布鲁斯、奥塔?锡克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请到中国来的。
波兰人布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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