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毛女》到《鸣凤》我歌剧事业与奋斗历程.docVIP

从《白毛女》到《鸣凤》我歌剧事业与奋斗历程 　　编者按：经历过文革前后那段岁月的人，大多熟知李元华的名字，也能很清晰地回想出她扮演的精彩角色和片段。八大样板戏《龙江颂》中的江水英、阿莲，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等等。不过，随着歌剧发展在中国的低迷，李元华也渐渐地由台前走到了幕后，并非是她不再热恋那片舞台――那是她至今都想将所有热情都挥洒净尽的地方，而是因为歌剧的幕后，一片寂寥空荡。如果没有人愿意将歌剧的担子挑在肩上行走，那么歌剧就会成为永远的负担，被遗留在中国艺术殿堂的角落里，如果没有人将歌剧推向今天聚焦着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它就会成为老年观众心目中褪色的回忆，青年观众头脑里空洞的概念。歌剧需要的不仅仅是作曲、编剧、演员、导演，更需要热爱它理解它的制作人，而不知不觉中，李元华竟然在近30年的历程中，担当???了这个注定充满苦楚滋味的角色。 　　 　　我原本在上海戏曲学院学习京剧，是梅派青衣，也曾兼修过昆曲。毕业之后的1966年，我被推选到八大样板戏剧组中，作为主演参加到《龙江颂》等戏的创作演出中。1977能够转行到歌剧领域，是由于在文革期间，我自己找到上海音乐学院，拜胡靖舫教授为师，在很多艺术工作者都到干校进修改造的时候，我有幸在演出之余自学声乐，并自然地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和歌剧艺术的精髓相结合，成为难得的既能歌唱又能表演的演员。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各个剧团在重建，歌剧被解放了，《白毛女》需要恢复排演。中国歌剧舞剧院开始选择能够担当喜儿一角的第二代演员，大家想到了我。于是文化部把我从上海京剧团借调过来。我一直非常迷恋《白毛女》，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唱，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更理解了这部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 　　演完《白毛女》之后，我认识到歌剧是一种很有前景的艺术形式，充满了发展的活力。歌剧是综合艺术，能更完美地表现当代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歌剧相对戏曲来讲，更能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在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中，它有着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戏曲音乐的板腔体和表演上的程式化，是为塑造历史人物形成的。而中国的新歌剧产生于新时代，它可以把中西方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随意运用，也可以借鉴各民族的本土元素，在音乐创作上没有束缚。在表演形式上也没有固定的程式。一出歌剧一个样。今天演“洪湖赤卫队”是湖北风格的，明天演“阿依古丽”可以是新疆风格的，后天演“窦娥冤”又是山西风格的，演员每一出戏接触的都是新东西，对于戏曲演员来说，好像去掉了盔甲，去掉了冬天的厚棉袄，整个人轻松愉悦的在歌剧艺术的天空中飞翔。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与中国的歌剧都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那时候，《白毛女》在很多城市上演，或者随团到钢铁厂、油田、农村去演出，一片盛况。那时大家都将思想解放的畅快和文革时期压抑的悲哀一齐抒发在看戏的过程中。台下一片哭声，演员总能听到前几排观众的抽泣，低低的，却无法抑止。一些老戏也陆续恢复：《小二黑结婚》、《窦娥冤》、《刘胡兰》等，那时候，我非常忙碌，演着歌剧，演过电影音乐故事片《北斗》，《北斗》讲述一个陕北的妇女受尽苦难坎坷走向革命队伍的人生历程。不过，这段短暂的中国文艺活跃期，很快被潮水般涌来的外来流行文化所冲击。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被封闭了太久，突然港台音乐进来了，歌剧进入了令人困惑的局面。有一些文化人说，这个时代就不可能有好的歌剧，没有好歌剧就没有好演员。作为演员的我，心里很痛苦。一边是通俗文化的强势，一边是歌剧本身造就的弱势：人才断层，做一出歌剧越来越需要大量的资金；每个艺术团体新旧交替，人事更换频繁――所以，始终没有人很好地在创作歌剧，歌剧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再没有特别打响的歌剧作品，再没有深入人心的出自歌剧的人物形象。80年代，很少有人生产歌剧；虽然有歌剧院存在，但是没有多少演出。即便演出来，也常常是演员比观众多。谢幕的时候，看着台下，演员们会掉眼泪的。 　　这样的局面激起了我自己做歌剧的想法。我实在按捺不住了，只要给我一块阵地，我就想要实验，就想自己来搞歌剧。1983年，我与先生高育发一起到了河北省歌舞剧院，打算以此为基石开展歌剧事业。到了河北，才感觉到地方团条件有多艰苦。河北歌舞剧院30多年没有进过北京，连一块像样的幕布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重建。我们白手起家，开荒，播种，很快就排出了五彩缤纷的歌舞晚会，也排出了歌剧《他们的心》，舞剧《四美图》，都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和国家奖项。 　　90年代初，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拍摄一部讲述中国歌剧发展历史的系列专题片，把优秀的中国歌剧作品介绍给大众，让他们了解歌剧，从而喜欢上歌剧。说不定，这真救了中国歌剧呢?我向一位企业家集资共200万，条件是在片子里加上企业LOGO(标志)的软广告。初步拿到50万，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