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到宋庄对艺术群落人文处境多维透视.docVIP

从圆明园到宋庄对艺术群落人文处境多维透视 　　从福缘门到今天的通州画家村，既是一种个人经验，也是一段艺术的历程。 　　置身于宋庄，难免会习惯性地不断重温圆明园时期的生存状态，这倒不是为了证明今天的“我们”与圆明园之间有直系的“艺术血统”，因为即使在艺术的名义下，这种延续关系也未必能说明什么。今天，之所以频频回首圆明园，除了“传承”之外，更是为当前的经验设定一个历史坐标，因为有意无意间，圆明园已经成为先锋艺术领域里的文化遗迹和历史坐标。 　　 　　1 　　 　　尽管圆明园与北大、清华等热闹的思想文化中心在地图上近在咫尺，但聚居在那里的画家们与那些喧嚣的校园之间隔着巨大的社会壁垒，总体上并不搭界，而且少有实质性交流，并没有如今天某些读者想象的那些精神或思想关联。圆明园画家村从开始到终结的几年时间里，除了极个别画家偶尔现身校园去展示先锋艺术之外，北大、清华的师生很少有人听说过附近存在着这么一个“画家村”。从画家方面说，以冲破旧的格局为主旨的画家们聚集福缘门，并不是企图靠近北大、清华等未来精英或主流社会的宠儿，而是乐于伴着那个烧成废墟的“园子”。当时在一般的空间感觉的坐标中，静园和福缘门一带附属于北边圆明园，而清华、北大的心理重心是朝南、朝东，所以会对西北方向感到陌生而疏远。 　　圆明园画家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这种断裂状态，与他们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接轨的一面形成对比。当时的画家和各大学的外籍师生及五道口的语言学院都来往甚多。但问题是，这种意义生成的过程和走向，其主导权似乎既不在主流社会，也不在画家本人，而是取决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格局。圆明园作为某种乌托邦式的艺术群落，身处其中，画家必须有足够的意志来承受这种尴尬处境所带来的种种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圆明园时期，画家村的集体境遇是如何转化和体现为每个画家个体遭遇的。个性迥异的画家们，除了对一种笼统的“村”的概念产生认同感之外，对总体的和各自的境遇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谋划”或“应对”。尽管也有所谓的“村长”称谓，但画家的性格决定了其永??是以个体为基本单位，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游移的个体。心理归属的纽带，并不能形成任何实质性的组织化雏形，甚至难以形成一点应急的串通或共谋。唯一的共同点是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共同铸造了这个“圆明园”的故事，又以各自的方式承受着“圆明园”的艰辛和痛楚。声誉是共同的，牺牲则是各自承担的。但是，旁观者和主流社会的思维，会怀疑这个群落是一种命运共同体而容易造成误读。“圆明园”时代也就是在这样的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和盲人摸象的猜测中，走到了终结。 　　 　　2 　　 　　人们常常谈起，今天的东村与圆明园有“继承”关系，然而，这种人员上的某些延续性并不决定一切。作为一个群落，它毕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蜕变。 　　宋庄，尽管在地理和物理意义上远离北京市区，但它并不是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对城市及现代社会的“集体逃逸”。相反，宋庄今天的生存，与主流的社会文化的距离要近便得多。与圆明园时代相比，宋庄已经与外部世界打通并形成了稳定的沟通渠道，在制度上实现了对话和对接。 　　当下，主流社会与画家村这种历史性的和解，并不是艺术与主流社会直接互动的结果，而是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如旅游、会展、餐饮、广告、房地产等。这不奇怪，因为过去的十几年，中国都市化中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发展，本来就不是基于人们审美、心灵和精神的启蒙演进，而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诱导。直到各产业的从业人员，在自己的微观经营活动中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可以带来丰厚的效益时，才恍然发现这些原本被斥为离经叛道影响不好的“先锋”们，本来就该是小康/富强生活的应有之意。会展引进的国外先锋艺术展，可以带来丰厚的收益；房地产开发中引入各种现代艺术元素，可以制造全新概念和品牌；艺术化室内和环境设计，可以直接提升各类房产价格；各种画廊活动和艺术品销售，对来华外国人颇具吸引力；各种艺术装饰，为宾馆、餐馆、商场、娱乐等设施增色不少；而各种画家群落的存在，本身已成为人们观赏甚至参与的场景，吸引着很多游客，有利于打造“地方品牌”…… 　　经过十几年冲撞、磨合与适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强势话语内部生成了对先锋艺术的善意接纳，国内主流社会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先锋艺术的认知也就趋于一致，各方关于艺术群落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分歧，终于达成了一种正面的共识。 　　由此可见，总的来说，“市场”对于“人文”的入侵常被视为我们时代的一种遗憾甚至悲剧，但在“先锋艺术-市场-主流”这个特定的人文三角框架下，艺术与市场的合作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它消除了以“创新”为目的的先锋艺术与“秩序”为基本关照的主流社会间的隔阂。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框架内找到现代艺术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客观上造成了特殊的效果。尽管这一点很少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