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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传统看史学与文学关系 　　[摘要]人类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对于各种知识性质的认识及其边界的划分，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就史学与文学这两大知识门类来看，无论是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还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两者间的关系既呈现 出划然可分的边界，又往往相互含摄、彼此纠缠。这一事实表明，作为人文学术的史学与文学，既有其知识发生学上的类似性和知识性质上的近似性，又有其方法、技术上的差异性。正因为如此，两者在知识上可以互相含摄，却不可以互相取代。“分别双美，合则两伤”。 　　[关键词]知识性质　学科边界　史学　文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3―0009―05 　　 　　一 　　 　　西哲康德有言：“如果要想把一种知识建立成为科学，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规定出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科学与之有共同之处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点；否则各种科学之间的界线就分不清楚，各种科学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彻底地按其性质来对待了。”康德所说的学科分类，只是近代才有的情况。如果历史地看，人类各种知识都在不断地积累之中，相应地人类对于各种知识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故而，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那里，关于各种知识的分类及其边界的划分，也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自然也不例外。 　　就中国的学术传统来看，尽管古人一直强调综合贯通之学，但是史学与文学很早就分途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传统的看法，史学生发于《尚书》和《春秋》的“记言”与“记事”，而文学则渊源于《诗经》的“诗教”遗风。　“记言”、“记事”之史求真贵实，旨在褒贬鉴戒；渊源于“诗教”的文学，比物兴意，重在言志抒情。足见“史”与“文”分属不同的知识门类，却是共同的结论。关于史学的性质。孔子在编订《春秋》时就有这样的议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所谓“行事”。是指春秋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按孟子的理解也就是所谓的“齐桓、晋文之事”。显然，在孔子的意识中。史学是一种以过往“行事”为研究和思考对象的活动，而并非“空言”著述。这正??他强调的“述而不作”相契合。孟子还认为，《春秋》除“事”之外，还有“文”与“义”。据他解释，“其文则史”。其“义”则出自孔子的别出心裁。显然，从孔子到孟子，都把史学看作为一种关涉以往人事的学问，它通过“文”(文字记录)把过往的“行事”记录下来，并赋予其意义(“义”)，以达到褒贬鉴戒之目的。这种对于史学的认识，大体上符合柯林武德所说的“人文主义”的特点，亦即把史学视为“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性知识。12|(P46)至于文学，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开始，文学乃抒情言志之作，几为后世公论。《说苑?贵德》云：“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　《汉书?礼乐志》亦云：“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正是由于“史”与“文”的不同，《汉书，艺文志》在著录古今文献时，把史学类的著作附于“六艺略”之“《春秋类》”，而文学作品则被归入“诗赋略”之中。 　　东汉以降，由于经学一统局面的结束，文史之学迅速发展。伴随这一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古人对于史学与文学之关系的认识，也有新发展。就文学而论，自曹植把文学的价值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的高度之后，一时间不仅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而且诗论、文论之作亦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文论一方面逐渐扬弃了此前的教化意识，另一方面又更加深入、系统地讨论了文学内部的问题。如挚虞《文章别论》论“赋”曰：“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范晔《狱中与诸孙侄书》曰：“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这里所谓的“情”、“志”、“事”、“象”、“形”、“辞”、“藻”、“理”、“意”等，几乎囊括了文学的全部构成因素。 　　文学之构成因素既出，则文与史的边界自然更加清晰。梁人萧统在编辑《文选》时，就在序文中指出，入列《文选》的作品应该符合“人耳之娱”和“悦目之玩”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求真贵实的史书，自然不能入列。不过，他又指出：“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显然，在萧统看来，文学与史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知识门类，史书中只有赞论序述部分，或因其“综缉文采”，或以其“错比文华”，体现了作者的主观感受和情感志向，因而也属于文学的范畴。 　　 　　二 　　 　　再就西方的学术传统来看，后世西方语文中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西班牙文和俄文中的“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