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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看自治权回归与实现 　　[摘要]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当然是作为村民自治体成员的村民，其内涵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当今的村级自治实践中，自治主体异化为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变为村官自治，自治权的行使严重缺位，民主被“虚置”，导致基层社会矛盾交织，新农村建设陷入瓶颈。本文通过时广东省云浮市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的探讨，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深入剖析其动因、过程与宪政意义，认为坚持地方自治的理念，推行地方自治的试验，发展地方自治民主制，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自治权 村民 村民会议 村民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DF2；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61-06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民探索民主发展之路的创造性实践，它有利于广大的农民当家做主参与和自己利益密切联系的政治过程，有利于在中国农村形成良好的政治氛围，并塑造具有积极政治参与意识和认同感的现代公民。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06年3月，广东省云浮市开始实施“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工程，探索和尝试建立了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创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机制和村民自治制度，其宪政意义重大且深远。 　　 　　一、村民自治权的宪法渊源 　　 　　自治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同时也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宪法权利。自治权的法律涵义在于揭示作为个体的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即通过政治国家的制度性安排，在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确定一种互为制约的关系模式，从而实现公民的自立、自主与自律，以保障私人领域中权利自由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具体而言，自治权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涵，其一为自主(independence)，表明享有自治权的权利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自治范围内，在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涉、侵害的前提下，对相关事项拥有最终的自主决定权；其二为自律(self-control)，即自治权的权利主体必须具有一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意愿与能力。自治权是对公民作为自然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本能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是一个国家对于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的理性确认，它所承载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尊重人的尊严的价值观念和信仰。 　　自治权的根本意义在于表达个体从市民社会进入到政治国家以后应该具有的主体地位和资格，肯定的是个体所具有的独立人格、尊严和价值。这是对以往的社会形态中人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一个极大的修正。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宪政意义：从微观角度看，自治权的确立和发展，表明个体自身的进化，它以个体的自我启蒙为条件，以自尊、自律为表征，以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为保障；从宏观的角度看，社会进步状态的验证取决于置身其中的个体所普遍具有的自治意识。自治权的价值不仅使个体获得了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更为重要的是使个体逐渐衍生出对他所依存的政治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的能动作用。自治之所以被人们所推崇，是因为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增进政治共同体内部成员福祉的手段。 　　自治权的享有和行使同时取决于个体的自主决定的能力。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格独立的天赋决定了自治权的正当性，人的理性也决定了自治权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人是具有理性判断与决定能力的个体，也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和决策者。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自治是个体自我发展权利的必然要求。自治权是以公民的权利本位为基点的，其目的在于防止国家公权对公民社会的自由空间的干预与挤压，以使在二者之间形成最佳的张力状态，同时与国家公权构成分离与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目的在于保证“社会是一个私人自主权的领域，并将公共权利限于有限功能之上”。 　　村民自治是我国宪政自治制度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从宪政自治理论来说，村民自治是一种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乡村基层社会性自治，具有社会自治的宪政特性。社会自治的根本性特点是自治体的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自主地参加社会管理，它体现的是国家将自治权力还给社会，由社会自行处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收回国家过程，其本质是将权力从国家向社会转移。社会自治性质与内容是非政治性、非国家管理的，是不需要以国家权力作为自治工具的纯社会性的自治。 　　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当然是作为村民自治体成员的村民。这种权利对于自治体之外的国家权力系统而言具有消极的权利(negative right)性质，即排除国家权力的干涉，强调自我决定；而对自治体内部来说这种权利又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