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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照社会性世界网络化生活 　　[摘要]网络化行动研究充分关照社会性世界中人的网络化生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认识活动，既涵指一种融“虚拟”和“实在”为一体的生存实践――网络化行动，又关涉对网络化生活的自觉反思――网络化行动的研究。同时还指涉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工具的思维创造――网络化的行动研究。它以人为本，追求实现文化主体的自主性，借助技术的社会化，满足多元的文化欲求。网络化行动研究蕴含着文化知识论基础，以承认地方性知识为前提。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追求实用主义真理观。传统的东方伦理温情文化，为网络化行动研究引入东方及我国并获得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沃土。 　　[关键词]社会性世界　网络社会　网络化行动研究　网络化个人主义　行动者网络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50－09 　　人类发明的技术，一直在反身挑战人类。技术总是“迎合”人类通往可能性世界的理想而四处渗透，从而无处不在与无所不能，出乎意料地悄然改变着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格局。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ehnology，ICT)的飞速发展与应用，猛然间将人类带人了一个实然与超然交织的双重生活世界。“我们已然进入文化仅指涉文化的新阶段，已经超越自然，到了自然人工再生成为文化形式的地步。”换句话说，“我们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与社会组织水平已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Social World)之中。”于是，纯粹的个人和纯粹的自然及其交互所成的熟悉世界，一回首便隐蜕为历史似的背景；而数不胜数的个人及其行为不经意间就“转化”成了一张巨无霸网络里的一个个“节点”，生成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社会性世界”。多少人被猛然投放到这个新兴的社会性世界，面对现代社会的生活、行为以及结构所产生的剧烈变迁和潜在危机而惶恐不安。对此，人类作出的回应之一是，立足“技术社会化”，通过认同、改造与适应技术，关照社会性世界中的网络化生活，以化解技术文化迅速发展所裹挟着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与此同时，长期受“科技理性”支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近几十年里遭遇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与之相关的传统认识论(Epistemology)开始瓦解与转化。一种试图抹平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并引入价值观念和权力向度的新型文化研究正悄然兴起。行动研究以科学实践观为哲学基础，强调反思理性，将改善社会实践、发展科学知识及推行民主政治融于一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沉浮，具有深切现实情怀的行动研究际遇变迁时代中产生的网络社会，催生出了“网络化行动研究”(Network Action Research，NAR)，并得以迅速发展与应用。本文拟对网络化行动研究进行理论背景的考察与发展成果的介绍，以期为我国行动研究的创新与拓展提供借鉴。 　　一、行动研究际会网络社会 　　随着传统认识论话语体系的解构，对知识的追求逐渐转向关注人的生存实践与实用价值，尤其在直接观照人类社会生活现实的社会科学中，研究旨趣更是径直指向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这无疑为已有的量化研究以及质性研究设置了合法性难题，并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此，社会科学家的回应是创新以实用为核心价值的更具包容性的“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肇始于社区开发的呼唤，繁荣于技术社会革新中的个人专业发展需求。文献显示，最早使用“行动研究”一词的是莫雷诺(Moreno J.L.)。1913年，他采用集体参与和合作研究者的方式在维也纳开展了社区开发的研究。1939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Lewin K.)在帮助一家新的制造厂解决产量低下的问题时也采用了将自己变成工厂员工的“行动研究”。在勒温看来，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其中包括计划、行动、发现事实、监察、再修订、评价等环节，通过这样的螺旋上升而慢慢接近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为理想的方法。虽然“行动研究”在实践过程中显现出即时效应，但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传统认识论的审视下，却因缺乏严谨的实证基础而很快就淡出了研究者的视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英国伦敦塔维斯托克人文关系研究所的发展，行动研究得以复苏，它成为在监狱和战场中处理社会和心理问题的一种新兴研究方法。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斯滕豪斯(Stenhouse L.)和埃利奥特(Elliott J.)等人倡导“教师即研究者”，使得“行动研究”在教育研究领域内获得了蓬勃发展。随后经凯米斯(Kemmis S.)、尼克森(Nixon J.)和怀特海(Whitehead J.)等人的发展，“行动研究”发展成为了变革社会、帮助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以及促进个人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透视“行动研究”发展的历程，里面内隐着一种文化演进：从主客二分走向主客一体，从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