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戏剧与电影在“两希”文明背景中观照.docVIP

伯格曼戏剧与电影在“两希”文明背景中观照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1918―2007)曾经这样说过：戏剧是我忠诚的妻子，而电影则是我骄奢的情人。戏剧和电影，伯格曼更钟情于何者，似乎永远没有答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伯格曼那充满梦幻、痛苦、沉思的一生中，戏剧和电影始终是他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伴侣。 　　从1938年5月，在奥洛夫公园大舞台第一次排演舞台戏剧开始，到1991年11月，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执导现代歌剧《女祭司》(欧里庇得斯剧作)，伯格曼在话剧和歌剧舞台工作了50多年，执导了120多出戏剧，其中70余部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那清晰紧凑的舞台语言、极具个性的艺术阐释、风格独具的艺术表现，使伯格曼成为欧洲当代戏剧舞台上“最激动人心、最具革新精神的导演之一”(《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论伯格曼的戏剧艺术》)。 　　这位叱咤舞台的戏剧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享誉世界影坛的影像诗人。自1945年7月开拍第一部电影《危机》以来，作为编剧、导演、制片，伯格曼共拍摄制作影片75部。上世纪50年代，伯格曼电影艺术日趋成熟。《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魔术师》等影片的面世，使伯格曼跻身于世界著名导演的行列。上世纪60―70年代，他的电影创作转向人的内心探索，他用摄影机来探究灵魂，细腻地展示了20世纪人类无比丰富的心灵时空，也无情地揭示了人们身心深处潜伏的欲、情与思。由此，伯格曼获得了“通过探究内心世界来构建全部艺术作品的第一位电影人”(The Demon Lover.“IngmarBergman.”In Show and Tell.ed.John Lahr.NY：Overlook Press，2000.)的赞誉。他与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前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圣三位一体”。费里尼曾经这样真诚地赞誉伯格曼：“《野草莓》我只看过一遍，但已经足以认识到伯格曼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了。将我跟他相比是在恭维我。伯格曼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他使用任何手段，甚至幻觉，这是一种深奥的幻觉主义……” 　　面对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成就，伯格曼十分淡然：“我百分之百确信，我只是制作戏剧和电影的消费品。”(《世界电影》2004年第6期《英格玛?伯格曼谈生活与???作》)但是，伯格曼的艺术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消费品，而是在西方构成了一种“伯格曼现象”，即伯格曼的每一部杰作都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伯格曼”的名字已经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普通名词”，成为与西方文化习俗血肉相连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探究一下“伯格曼现象”的内在成因，那就应该将他的艺术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品味、反思与参悟。 　　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是其两大渊源。英国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对两者的核心区别性特征曾作了高度的概括：“希腊精神的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希伯来精神的主导思想则是严正的良知。”即希腊人在观察和描述事或物的时候，十分注重事或物的外在形态，因而，他们注重对美的探究和知晓，倾向于静态的、和谐的思维方式。而希伯来文明以原罪观为其核心的价值判断，认为“良知”与“行”密切相关，主张奉行“罪与罚”的运行法则，通过上帝来清洗原罪。因而，希伯来思想的特征倾向于“动态的、充满活力、富有激情”，“有时几乎称得上是爆炸性的”(《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他们对事或人的“照片式”的外表没有兴趣，“在整部《旧约》中我们看不到一处对客观对象的‘照片式’的外表描写” 　　(《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第87页)，他们更执著于动态的内在成因。 　　伯格曼汲取了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各自的思维特性，并使两者水乳交融，形成了“在静穆中激荡”的艺术风格――在那简洁的舞台造型及静穆的影像中孕育着惊涛骇浪般的心灵激流，诉说着两希文明回环盘旋、相互包容的情致与哲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伯格曼艺术创作的黄金期。在“静穆中表现内心无限激荡”的艺术风格在他的戏剧和电影作品中闪耀出最为璀璨的光芒。 　　这个时期，伯格曼担任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总导演。1969年3月，伯格曼在皇家剧院执导乔治?布希纳尔的《沃采克》，这对于他的戏剧生涯来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在该剧排演的过程中，伯格曼对演员们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演戏的人总是从舞台布景、音响效果和观众反应出发尽可能地去寻找最佳环境，那就是我们年复一年为之奋斗的东西：环境戏剧。但甩掉这一切的时候到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啻为伯格曼独特的舞台艺术风格业已成熟的宣言，也是他与早期积极调动声光色舞台风格告别的宣言。早在1947年，伯格曼搬演加缪的存在主义名剧《卡利古拉》时，那色彩丰富的辉煌皇宫、气势恢宏的舞台空间、还有装点舞台的骇人面具，给了观众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