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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死过一次遭遇 　　这是―个关于家的栏目。但，这是―个很大的家。它是天津，我们这座城市。不论是土生土长或是已经一代两代的，还是因种种原因客居的，这里都是家。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样关心它、了解它，以至深入地认识它 　　我叫李建国。从这个名字，谁都可以说出我的年龄。不过，在别人眼中我的相貌与我的年龄不符，认识我的人都说你没那么老，年轻着呢。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应该叫“跃进”之类的名儿――那个时代，用政治现象来起名字是一种时尚，从建国到大跃进，时间上相差将近10年。我想，我之所以落了个被大家视为年轻的面容，与这些年的经历大有关系。 　　1992年，曾经是知青的我，经过了整整24年，终于回到了家乡。东站，这个24年前把我送往内蒙、现在迎接我回来的地方，和我一样都已不似当年了。下了火车，踏上天津的土地，我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调回到故乡了，20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忧的是，回天津，为的是给我的孩子一个良好学习环境和未来的发展空间，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内蒙一个城市教育局的干部变成了天津一家调料厂的装卸工人――名义上是仓库管理员。 　　虽然这个活儿累了些，有时扛的麻袋都得200来斤，但通过锻炼我也得到了一副好身板。那时，我的身体倍儿棒，用那句有名的广告语来说，就是“吃嘛嘛香”。 　　后来，我下岗了。当时，我一家3口住在近8平方米的一间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从那个翘起脚才能看见外面的小窗户，只能瞧见过往行人的脚。我曾满心盼望着单位能分房呢!孩子上学、赡养老人，妻子又是在插队时落下了一身病，本来就入不敷出的日子，这下可怎么过?尤其是孩子，我和妻子放弃原来不错的工作回到天津，不就是为孩子吗!我那时感觉天都快塌下来了。 　　原来那个教育局是不可能回去了。在天津，我没有任何门路，有时看着建筑工地上的那些农民工都羡慕。我甚至想过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找一个种地的人家打工…… 　　也是巧了，好像老天爷眷顾我这可怜的人，那天在街上遇见一位一起插队的同学。从打知青选调我们都离开插队的地方，我和他就再没见过，甚至都没听其他同学提起过。插队的时候，因为他身体比较弱，干活儿中我经常帮他。有一次随大车拉土豆，下坡的时候他脚下一滑突然摔倒，是我把他从大车的轮子下拽出来的。我们相别这么多年，乍一见面自然是一番惊喜。之后，他介绍我到一家生产自行车的企业做业务员。 　　这是一个位于近郊的小型私企，一共才20多人，主要业务就是从那一带的厂家买自行车零件然后攒成整车，卖往全国各地。看得出来，他不是有多大神通的人，不过就是一家药厂里还没下岗的普通机电工程师，为了给我介绍这份工作不知使了多大劲儿! 　　我当时都走投无路了，却很犹豫了一阵子。虽然职位还是业务员，但毕竟是私企，一个郊区农民攒车的买卖，那时也没有什么几险几金的，让人心里不踏实。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在这样的私营企业里上班，还是等于无业，期待的还是抱上铁饭碗。再说，一直当公家的人当惯了心里有巨大的落差，思想上不太能接受。 　　最后，迫于生存压力，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当自己又去插队了。不是曾想过回到插队的地方吗? 　　与国企不同，这里多劳多得，没闲人，没那些机关里国企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工资是按销售额提成，这让我的干劲十足，每天从早到晚基本都是在外跑业务。我本来就是一个肯下苦功的人，迫于生计更不怕碰钉子看人家冷脸，一个月下来，尽管是一个不熟悉业务的业务员，工资居然已是以前的3倍。我兴奋异常，当天晚上，就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到饭店大吃了一顿。这是我回天津后第一次带家人下饭馆。 　　这时候，喜上加喜似的，邻居告诉我一个中学正在招聘老师，让我去试试。我在教育局工作之前做了10多年教师，讲课对我来说轻车熟路，一堂课讲下来校方非常满意，决定聘请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长出了一口气，虽然这只是聘用，不在正式编制，但终于可以回到“组织”的怀抱了。 　　可是等我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又陷入了两难境地，在私企业务员和教师之间应该如何选择一方面，我不太愿意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轨道上，另一方面收入也是一个问题，说白了就是私企那里凭自己努力可以挣高薪的前景深深吸引着我，何况在那里上岗下岗几乎全凭自己掌握!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选择了继续做业务员。 　　现在看来，我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几年后，我所在的企业由2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我也由原来的业务员变成了销售总监。凭着不懈的努力，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告别了那间地下室，告别了那个只能看到行人脚的窗户，现在的我，有车子、有房子，甚至连儿子的婚房也都买了。 　　我富了。也许是有过插队的经历，又有过国企下岗几乎是死过一次的遭遇，我在回味自己的经历时，想的不是励志什么的，而是机会。我在国企下岗，在那家小企业上岗，是那里给了我机会，而我也把握了机会。几年间，我看到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