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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人经验、智慧与思考 　　 聂震宁曾是上世纪８０年代活跃文坛的作家。他是首届庄重文文学奖的获得者；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短篇小说卷》中，有他的作品《长乐》。今天的聂震宁仍然活跃，然而换了一个舞台。作为漓江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前社长兼总编辑，作为我国出版界的航母中国出版集团的副总裁，他无疑是出版领域的一个领军人物。不过，以往笔者总认为只是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或身不由己的原因，他才认同了出版人这个角色。然而，读到他《我的出版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这部文集之后，我最终认识到他是以全部的真诚和热忱投入出版这个行当的。出版人的角色不仅是他的人生选择，而且是他发自内心的挚爱。他固然还在写作，但所写的大多已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有关出版理论和出版业务的文章。没有了小说的虚构，却有大量出版现状的分析；少见了散文的抒情，多见一组组玄妙奇异的数据的收集和论证。从作家到出版家，他的身份转换堪称到位和成功。 　　阅读这本厚厚的文集，使人窥见了作者从作家到出版家的身份转换以及这一转换之所以成功的奥秘。１９９９年，作者从僻处南国边陲的广西进京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一职。如同一匹冒出冷门的黑马，这一任命引来几多挑剔的目光，几多怀疑的心态，几多反对的声音。然而，作者最终经受住了这一严峻的考验，带领人文社走出低谷，重新夺回文学出版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赢得了出版社同仁的信任和拥戴，也确立了作者在我国出版界的声誉和地位。是什么因素使他成功？首篇的《１９９９，一位新社长的几点感想》，虽然写于上任之初、前程未卜之时，但透露了一位作家出版人的雄心抱负和远见卓识，也预示了作者日后实现初衷的必然。作者在文中说，有三句话使他很受震动，不能须臾忘记，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建国后首批成立的国家出版社”；“你是第七任社长”；“你的前任可是冯雪峰、巴人呵！”这三句话使他心头油生神圣感、使命感和历史感。正是这种神圣感、使命感和历史感推动着他兢兢业业地工作，脚踏实地地前行。这三句话使他深刻认识：“每一个出版行动都应当是一件实事，每一本图书的出版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进步。”“出版社不仅不可以在自己手里中落，更期望事业有所中兴发展。”“不知我者以为我必惭愧，知我者明白我愿发愤。我有幸运之感――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事业的大厦添砖加瓦；我有振奋之感――或许能够做出２１世纪一位中国出版人力所能及的奉献。” 　　当然，理想不等于现实，抱负须辅以真才。在当代中国的出版语境中，一个有为的出版家，必须同时兼具政治家的素质、学者的眼光和企业家的精明。这是这本文集的作者总结出的经验，也是作者自我呈现的形象。作者的智慧和悟性，思考与行动，正是从这一点上展开。全书分为“出版导向思维”、“出版创新思维”、“出版产业思维”、“经营管理思维”、“编辑工作思维”、“版权业务思维”和“人才成长思维”等七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出版导向思维”中，作者探讨和论述了坚持出版的正确导向和重视出版的社会效益的重要性，既高屋建瓴，又联系实际，充满辩证思维，而不是以空洞的说教和传声筒般的机械复制来敷衍这一命题，因此很具有说服力。比如，在《浅议社会效益》一文中，作者不仅申说了出版业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客观要求，也探索了其内在必然性，同时还讨论了社会效益的认定标准。他指出，以现实和发展的眼光来看，真正能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图书，最终还是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有创新意义和积累价值的学术和文化精品，是内容质量优秀的好书。那么如何检验一本书的社会效益？作者认为，一本好书通过出版工作者有效的营销推广，在一定的时间里，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层次上，受到尽可能多的读者喜爱，或者对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才能称得上实现了应有的社会效益。那种简单地把图书的观点和内容有无问题作为鉴定标准，而不将图书产生了多大的积极影响纳入考量范围的社会效益的评判办法是不妥的。因此，作者主张出版社应主动地、有计划地投入资金出版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图书、学术精品，而不是一味地等、靠、要国家的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和有关部门的补贴。在《关于出版社经营管理的辩证思考》一文中，作者更鲜明地指出追求利润最大化只是传统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现在已经受到经济界不少企业家的质疑。优秀企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都还愿意为社会做无偿奉献，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机构更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 　　作者了解我国出版业的光荣历史，也深谙其所存在的问题和与国外的差距。在文集中，他不断呼吁创新出版思维，发展出版产业，坚持整体化经营，强化编辑工作，拓展版权业务，促进人才成长。他提出，创新是出版社的基本精神。所谓创新，主要是指创造新产品。出版社要以内容创新为王，营销创新为相，企业建设创新为本。（《创新时代：出版社创新面面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