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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边看到一个更复杂中国 　　中国的人文学科面临的意识形态约束太厉害，很多所谓的研究，基本是相声里面说的“捧哏”而不是“逗哏”，很多情况下只是不断地替政治做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出现大师 　　 　　葛兆光因为组建“文史研究院”以来的工作，在今年获得复旦大学的“校长奖”。 　　在领奖后的发言中，葛兆光首先感谢复旦大学给了他一个“认真做事的环境”。他正在做的事，是“如何解释‘中国’、理解‘传统’、书写‘历史”’，而这件事“关系到民族认同、文化自觉和国家意识，所以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说法”。 　　说到底，这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认识自己文化传统的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复杂的、不断变动的；第二，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第三，一定要有多种参照系。”葛兆光对本刊记者说。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之深，责之切” 　　 　　《?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是不是有不少误读? 　　葛兆光：有的人认为，在现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是一个支持中国崛起、向外输出价值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也有人认为，正是在这种融入现代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如果过度捍卫传统文化，提出中国价值，就会和普世价值和世界性有冲突。 　　这两个是“顶牛”的。简单地把它当作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东西，很容易变成一场口水战。特别是在中国，这种话题不太容易单纯化，一定是跟政治立场，跟你个人对社会变化的总体判断联系起来，不太容易很理智地去谈。 　　从我们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讲法其实都是感情化的。我们希望，一是跳脱出去，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时又是一个不断从旧传统变成新传统、新传统又变成旧传统，不断更新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立足点。 　　第二，我们的立足点是，宁可把一个传统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因为中国文化不仅仅是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现在向外传播的机构就叫“孔子学院”，但如果孔子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全面象征的话，以前在中国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就没有了吗? 　　第三，中国文化不能简单地从中国本身去认识。现在有一种极端的态度说，中国文化的解释都应该是中国的解释，简化为“以中国解释中国”，这个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你没有镜子的时候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子。一定是要有镜子的，而且这个镜子一定是玻璃后面有一层不透光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提倡“从周边看中国”。正是因为有多元的文化，才能比较出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复杂的、不断变动的；第二，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第三，一定要有多种参照系，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认识传统文化。 　　但问题是，现在在中国有一个危险：所谓是否认同传统文化变成了“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中国”的一个简单化的命题。 　　胡适当年在中国用中文写文章给国人看的时候，把传统文化说得一塌糊涂，小脚啦，辫子啦，娶小老婆啦，抽鸦片啦，说中国文化快要死亡、需要改造。但是他用英文写文章的时候，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他经常讲的是中国文化里面有很理性的东西，有很好的传统，对人的道德培养很有好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其实是“爱之深，责之切”。 　　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热，现在(的问题)一个是符号化，一个是极端化，第三是感情化，这不是学院人研究的方法。我们这个研究院的工作很多都放在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借助周边各种文化的资料和眼光，来重新打量中国。 　　 　　从周边看中国，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复杂的中国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你强调“从周边看中国”?是不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大多数时候是在看西方? 　　葛兆光：你讲得很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是传统时代，很长，有几千年，一直到清朝中晚期。因为没有比中国更强大和高明的文化给中国形成刺激，所以中国人一贯是“自我打量”：观念上说，是天下中心的天朝大国，从政治上说，是朝贡体制。 　　到了清朝末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把我们打蒙了，这时候就转向了“西风压倒东风”。中国越来越快地向西转，西方是打量中国的尺度，衡量中国的一切标准。 　　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衡量“落后”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尺度。 　　可是，现在看来，这个尺度太单一了。各国有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各国有各国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在希望在多元文化之下，不仅应该拿西方来对比、认识我们自己，也同样要用日本、印度、朝鲜、蒙古、越南来跟我们对比。确实，他们跟我们有点差别，这些差别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比较小，可是正因为小，就更容易看清楚细部。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人都差不多，但东方人彼此观看，就能看出细部的差别。 　　第二个原因，周边国家留下太多中国的资料。我们最近出版的越南到中国出使的官员日记诗歌随笔，就有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