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是当下反贫困重点.docVIP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是当下反贫困重点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开始由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生存型社会向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社会过渡。其中，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成为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新阶段反贫困的重大任务。 　　 　　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是新阶段致贫的重要因素 　　 　　与30年前因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导致贫困不同的是，当前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是贫困产生、积累和代际传递的重要根源。 　　以基本医疗为例，2003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疾病是农村居民致贫的首要因素，大约三分之一农村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而199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疾病还只是致贫的第三位因素。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制定的《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披露，全国每年大约有一千多万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中西部地区的状况更为严重。2006年，笔者在西部调研时了解到，西部70％～80％的新增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再以教育为例，在一些贫困地区，教育负担已经成为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已经成为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因此，政府教育支出对减少贫困具有重大作用。有研究发现，每一万元的教育投入可以使12个人脱贫，在西部地区的效果更加明显，可以使19个人脱贫。 　　 　　当下的反贫更要重视公共服务供给 　　 　　新阶段的反贫困，不仅要重视名义收入状况，更要重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以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模式取得了成功。中国的经验主要是：第一，经济增长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第二，经济增长带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使财政性公共服务支出总额成倍增长，这对反贫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增长带来绝大多数家庭收入水平的明显提高。 　　进入新阶段，要客观地看到，以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效果趋于递减。数据表明，1978～1990年，中国GDP每增长―个百分点，可以减少贫困人口1320万，到了1991～2000年，这一数值下降到380万左右，进入新世纪以来，则进一步下降到100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首先，目前新增贫困的突出矛盾不仅是收入低下问题，更多地与基本公共服务短缺直接相关。例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与城市相比平均受教育年限少了近3年，这是农村贫困发生率比城市高的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笔者在青海一个县调研时了解到，当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年。 　　其次，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趋弱，使反贫困的效果受到影响。在就业仍然是人们获得收入主要手段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中就业弹性的下降，使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果逐年递减。 　　最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衡，使城乡、区域差距和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程度不同，进而影响反贫困的效果。发展不均衡使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具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通过再分配反贫困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均等化 　　 　　30年来，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成为反贫困的焦点。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可以有差别，但制度应当统一。未来5～10年，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按照“完善体系、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逐步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第一步，完善体系，尽快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1～2年内建立起来。 　　第二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这是最重要的一步。随着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 　　第三步，逐步提高水平。再用3年左右的时间，逐步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最终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对接和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 　　 　　保障贫困群体的发展权益 　　 　　新阶段反贫困的实质在于承认和保障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权益。这些权益集中体现在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上，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直接相关。 　　例如，在教育方面，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司的调查，在劳动力素质上，贫困和低收人人口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5年和6.8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年和1.2年，文盲率分别为16.8％和14.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9个和7.6个百分点。受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制约了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使他们难以把握发展机遇。 　　再例如，在医疗卫生方面，有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居民的两周患病率是全国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