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负有国民教育崇高责任.docVIP

媒体负有国民教育崇高责任 　　一 　　 　　“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国民总是自觉地同国家站在一起，共渡难关。”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好几件事，令我对韩国国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韩国新闻传媒是怎样培育国民的这种民族情结的，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当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向我发出访问邀请，韩国驻沪总领事馆官员征求我对访韩内容安排时，我就明确提出，希望了解韩国媒体培育民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结的责任感和运作方法。 　　也许对方作了认真和周全的准备，今年6月份，我在对韩国新闻教育和新闻传媒进行考察与学习的一周中，几乎天天都围绕这个题目展开。到首尔的第一顿晚餐，交流处就安排韩国中央日报常任顾问、国际问题大记者（据说该报只给他一个人“大记者”的尊称）金永喜先生陪同。寒暄之后，金先生就直入主题。他说，韩国媒体同美国媒体最大的不同，是韩国小，所以韩国的报纸要经常做宣传，搞运动；而美国很大，不需要做宣传，搞运动。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韩国报纸就进行宣传，动员百姓捐金，开展全国性捐金运动，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这种活动韩国报纸经常搞。比如中央日报最近正在提倡开展步行运动，既可增进国民健康，又可以节约汽油。朝鲜日报则搞创建图书馆运动，请百姓给学校图书馆捐书。 　　金永喜先生说，对国民进行宣传，开展运动，既为了国家，为了社会利益，也对报纸自身十分有利，这是一种有力的报纸促销活动。金先生说，首尔有三大报，朝鲜日报发行200万份，中央日报发行180万份，东亚日报发行160万份，各报之间分别有20万份的差距。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同新闻界联络，令报纸为政府服务，但报纸同政府的关系并不和谐。金先生说，报纸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为的是整个大韩国家的利益，并不是为了执政党和它的政府。青瓦台（总统府）设有记者室，经常有新闻稿派发给媒体，但许多媒体的记者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采用还是不用。 　　谈到新闻教育，金永喜先生认为，学者们要向学生们讲解新闻的规律和原则，让学生们在学校里就开始懂得媒体的责任是什么，让他们毕业之后很快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善于处理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韩国的报纸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商业性，现在韩国的媒体是过度自由了。 　　翰林大学新闻学院特任教授刘载天先生，作为市民公营广播发展团体的一名资深代表，向我介绍民众对公共媒体进行公民监督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市民公营广播发展团体由新闻界、律师界、企业界和普通市民代表组成，经费来自会费―――参加这个团体的代表要缴纳会费和捐款。目前的监督工作由延世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主持，而具体的分析报告则由这个学校的部分硕士生、博士生实施完成。每天的监督报告提供给广播电台、电视台、国会议员和大学等一万多人，工作量很重。刘载天教授说，韩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做公共广播的监督运动，运动的宗旨是为新闻传媒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功能。比如像KBS（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样的公共电台，为让其摆脱政府影响而坚持独立性立场，报道和讨论节目能够保持公正性，都必须对其实行公民监督。刘教授认为，公共广播应有自己的声音，不应受到政府的钳制。目前正是大选期间，该团体监督首尔三大广播机构（韩国广播、文化放送、首尔广播）的担子很重，先是监督重要新闻，以后要扩大到监督一般的时政报道。 　　刘载天教授结合自己的这份社会活动，为新闻系学生开了一门新课，大致内容为：通过视频阅读媒体议题，如组织学生观看水门事件的电视报道及电影片，讨论媒体同政府的关系。这门新课联系韩国政治和社会事件来研究媒体的运作，很受学生欢迎。刘教授认为，这门课对于培养学生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很有意义，每周他都投入很大的力量备好这门课。 　　 　　二 　　 　　KBS特任本部长晋洪顺先生对我说，对国民进行教育是公共电视台的重要任务。他强调，这种启发民众的活动，不依靠也没有政府的指示。KBS做了，其他媒体也会跟上。这种号召力，主要靠KBS报道一贯的客观性和公信力。媒体平时能够拒绝政府和党派的压力，它的报道和言论就会有鼓动性，有号召力。今年是总统大选，明年是议会选举，人们都会来利用KBS，但KBS的一贯立场是坚决拒绝。我们的口号是：人间化、世界化、科技化。 　　晋洪顺本部长介绍，从体制上看，KBS属于公营电台，国有，但经营不属于政府，为国民广播服务，平时的宣传和报道不从属于任何党派和政府。管理由12名各方面推荐的知名人士组成理事会主管，社长由总统任命，再由社长任命其他副社长等主管。这种体制保障KBS有极大的自主权，便于坚持客观性原则和确保其公信力。 　　KBS目前的困难是经费不足，它的主要经费来自每个收视户缴纳的2500元韩币（相当于20元人民币）的收视费，这些收入解决KBS一半的开支需求，另一半则来自广告收入。晋洪顺本部长说，有的民众和学者对这种做法有意见，他们认为公营广播既不应收取收视费，也不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