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道明遗民群体价值体认.docVIP

存道明遗民群体价值体认 　　[摘要]亡国以后，明遗民群体面临自我价值的重建，儒家思想传统中作为价值基础的“道”成为其审视世界与自我的立足点。在他们看来，明亡以后，异族对政权的掌握意味着道与现实政治的分离，天下从此陷入了混淆颠倒之中；而其人生选择中所体现的道，是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的唯一凭借。其内容为儒家文化传统，其核心是人伦秩序及其规范下的道德原则。明遗民的“存道”，实质是通过保持本民族价值观以保存重建独立民族国家可能性的精神性退守。 　　[关键词]明遗民群体 存道 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112-07 　　 　　遗民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易代之际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近年来受到了不少思想界、学术界研究者的质疑。质疑者经过了现代国家、民族、社会价值等观念的浸润，往往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对遗民的价值发生怀疑：作为遗民观念中重要支柱的“君臣之义”，是否理应成为无可争辩的天然的道德标准?作为历史上一直以多民族共生为基本形态的国家，拒绝他民族的统治，明遗民是否固执于汉族中心主义?从易代之际的现实需求出发，比起遗民们的深山避世、穷老荒村，一些出仕新朝者的积极建设是否对当世的国计民生更为实用?一句话，亡国以后，谨守“前朝遗留之人”身份的遗民，在新朝的生存究竟还有没有价值? 　　其实明遗民有不少人对此作出了反思，来自两个方面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生存的独特价值。一方面是相对于殉国者，他们不免有“苟且偷生”的道德负疚感。这个时期，无论是史家的评价，还是见存于文集的私人感言，一般都把“死节”作为易代之际士人道德水平的最高表现。归庄赞为：“于波靡澜倒之时，屹然砥柱中流，激一时豪杰之心，立万世人臣之则，岂非天之无奈人何者耶!”死节者生命的付出，给他们的行为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辉，也在情感上取得了多数人的认同。虽然遗民中还是有人质疑“以死塞责”，但就未死者本人的道德内省来说，死者的勇决更容易使他们感到羞惭。这一类表达在明遗民的文集中屡屡可见，如陈洪绶：“少时读史感孤臣，不谓今朝及老身。想到蒙???忍死处，后人真不若前人。”方文：“永栖陇亩为顽民，偶对人言还自愧。”“几欲捐躯励微节，亦以亲故遂苟存。”不过，既然已经选择了“苟存”、“忍死”，一味自怨自艾并不能解决问题，证明不死者的价值才是解脱心理压力的最好方法。另一方面是清初士人价值观的多元化。比起接受了易代现实并努力适应的士人，选择了遗民身份的毕竟是少数人。清朝的第一批汉族官员主要是由降清的明代官员组成；科举恢复以后，在明朝没有取得功名的士人多数继续参加考试。这些人的动机和心态很复杂，简单地斥责为背叛故国有失公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明遗民有交往，不少人还因品德高尚而获得各种社会群体遗民的普遍尊重。二者的不同选择，很难仅仅以道德水平的高下做区别，价值观的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简单来说，一些有意仕清的士人，更看重对当下政治的干预，也就是通过更直接的途径实现自我价值。 　　因而，明遗民强调做“世间不可少之人”，是以迫切的心情要发掘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并且，他们要确认的价值，不是自我标榜的，而是可以通过“有补于世”，即社会对其的需要来获得证明的。不过，以他们在清初的具体处境，价值“如何实现”，仍然是一个紧要问题。 　　 　　一、存道以存天下：遗民的价值 　　 　　儒家士人的价值建立在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之上，积极参与政治从先秦时代起就是他们的基本处世之道；同时，欲为其政而不得其位也就一直是他们常常要面临的困境。孔子曾被人问及：“子奚不为政?”他大半生奔波各国，寻求推行政治主张的机会，但除了在鲁国的短短几年，他都未能直接参与实际的行政。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孔子心中恐怕也难免滋味复杂，但他回答得很明确：“《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扩大了“为政”的含义，把在野者的推行人道理解为干预当下政治的一种途径，也为后世没有机会参与实际政治的士人提供了另一种确认其社会价值的思路。 　　这一思路的依据在于，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字面意义上的“为政”――虽在儒者实现人生价值的诸途径中最受重视，但其活动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意义，只有在它能够承载儒者之“道”的时候，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儒者的人生追求并不在“出”或“处”等具体形态上拘泥，其价值的根本立足点是“道”的体认。孔子说：“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只有超越了具体富贵利达的“道”才应当是人生的终极追求。 　　“道”是“形而上者”的借名，是终极价值所在。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凭借自身而有价值，它们要么作为实现道的工具、途径而有价值，要么作为道的体现、显示而有价值――政治是否有价值在于它是否能够体现道。只关注眼前利害得失的时候，便已与道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