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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误写”和“误读” 　　通览全书，发现1961年版《鲁迅回忆录》对许广平手稿的改动大抵是为了保护某些人的声名，将对其不利的部分删掉；或是为了“批判某些人到底”，不允许出现其好的一面。 　　 　　81岁的周海婴将面前洁白的餐布叠成32开大小：“稿纸就这么大。”又举筷稍一犹豫，从餐盘里挑出一颗青豌豆，认认真真放在餐布上方，“每个字大概这么大。” 　　2009年夏天，他就看着这样的稿纸，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细细辨识母亲许广平60多年前所写《鲁迅回忆录》的原始手稿，将各种删减、增补和修改之处一一拣出，连稿纸边白上的问号、星号也一个不落。 　　于是有了15万字“《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以下简称手稿本)日前的问世。手稿本特别与1961年5月出版的第一版《鲁迅回忆录》做了比较，标示出所有不同，从中可明显看出许广平的本意在当年经过了怎样的“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修正”和扭曲。 　　周海婴作为这本书的主编，并不期待书会好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只望少数有心的读者能从中发掘几十年前的文化生态和时代烙印。 　　 　　“保护式删除”和“拔高式增补” 　　 　　“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注。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手稿本中，许广平在前言部分表示，自己在这次创作中深深学到这种“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 　　出版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两人名字被隐去，改为“许多同志”，原有的一句“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也被删除。 　　类似删减之处不胜枚举。通览全书，发现1961年版《鲁迅回忆录》对许广平手稿的改动大抵是为了保护某些人的声名，将对其不利的部分删掉一或是为了“批判某些人到底”，不允许出现其好的一面。 　　前者比如对郭沫若的“保护”。在“内山完造先生”一节中，原文为：“记得到过魏盛里几次之后的某一天，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的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1961年出版的书中，有关“郭沫若日本夫人”的内容全部删除。 　　后者比如对周作人的态度。“所谓兄弟”一节中，原文为：“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1961年版中，鲁迅认可周作人文章的内容被悉数删去。 　　又如对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评价，许广平手稿中但凡提到内山好处的内容在1961年版中都未保留。比如鲁迅牙疼时曾受到内山一家悉心照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离开上海时曾托内山保管文件，甚至，就连内山完造善待店员这种小事也被删去。 　　除去各类删减，1961年版的另一特点是“无中生有”。有的根据当时塑造鲁迅形象的需要增加史料，比如增加鲁迅筹措营救瞿秋白的款项和出版其遗作的详细过程，增加鲁迅辞谢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一事。有的则将平白简单的事实拔高，甚至更改作者观点。 　　例如，手稿中提及鲁迅教许广平学日文，初衷是希望其日后学会一技之长以谋生。1961年出版时则将学日文一事描述为“除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外，还要多读书，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贡献”。 　　在对周作人的描述中，1961年版本在许广平原文之外又增加了相当篇幅的周作人附逆及中伤鲁迅的内容，及对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分析。 　　关于冯雪峰，原文称其常常提醒鲁迅不要为一些事情苦恼自己，“不要使自己变小了”，“如果站在党的立场是好意，站在鲁迅自己的角度也是应该照这样接受的。”但鉴于当时冯雪峰因卷入“胡风事件”成为大右派，并在1958年被开除出党，1961年版本将此处改为以批判的口吻指出冯雪峰这种做法是“十分荒谬的”，是“和党的精神不合，甚或大相径庭的”。 　　 　　回忆录难免对鲁迅涂上政治釉彩 　　 　　被增补、被删减，大多是为适应当时的意识形态。诸多改动虽令后人哑然失笑，或对“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创作情境心生感慨，却难以从中挖掘出更具分量的事实或观点。 　　“从鲁迅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说，手稿本的史料价值很有限。”从事过鲁迅研究的学者朱正表示。 　　究其原因，这册回忆录本身就是庆祝建国十年的“献礼”之作，在作者许广平主观的思想意识上已做了很大“调整”。 　　在前言中，许广平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