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纪录片与生活关系之变.docVIP

当代纪录片与生活关系之变 　　在中国纪录片史上，曾有过纪录片究竟是“再现生活”还是“表现生活”的论争。近年来，随着创作理念的更新，我国当代纪录片在题材选择、表现方式、艺术手法、生产营销运作机制和批判力度等诸多方面有所突破，纪录片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变迁更引人注目。正确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轨迹，对生活纪录片创作将产生积极影响。 　　 　　栏目化压力导致的改变 　　剖析生活：打造“新闻纪录片”。“百姓故事”的概念源于《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度成为中国纪录片运动的旗帜。这个栏目的调整，极具戏剧性。2000年《东方时空》改版时，《生活空间》衍生出了一个以播放长纪录片为定位的周末版，以区别于原来十分钟左右的短片，这就是后来的《纪事》。2003年，央视推出新闻频道后，《纪事》作为一个独立的栏目进入频道，一年后栏目时长变为45分钟。2008年，在央视的再一次改版中，纪录片内容从《东方时空》中剥离，后《纪事》更名为《百姓故事》。《纪事》推出后，栏目口号变更为“行进中的影像中国”。中国传媒大学何苏六教授将这个栏目的理念与定位概括为“新闻纪录片”，①以强调其选题与时代的关联性。基于这种理念，“时代感”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题原则。其具体方法是在确定一个选题时，一定要选当年才有的。如前一年、前两年就有，便被认为“没有时代感”，遭到否定。 　　记录生活：坚守现实主义。《见证》栏目为此中代表，其前身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改版后推出的《影像志》板块，定位为深度记录变革中的中国。在地方台的纪录片栏目纷纷落马后，《见证?影像志》依然没被淘汰，其顽强存在表明，坚守现实主义同样是栏目化条件下当代纪录片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见证?影像志》是中央电视台为数不多的不参加台里收视率动态考核的栏目。之所以享有这个特权，是因为《见证?影像志》并非为商业利益存在，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国家的影像档案馆，维系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记录快要消失的民族影像。《生者》系列即为现实生活的档案典范。汶川大地震后，中央电视台与成都电视台合作，成立11个摄制组，前往重灾区，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细致采访和拍摄。摄制组用“直接电影”的拍摄方式，在尽量不干涉老百姓生活的前提下，把镜头转向普通人，全面记录他们的伤痛、互相的帮助与安抚以及他们的每一点努力。《生者》单集以地名做片名，如《汶川》《青川》《漩口》《红白》等，带有浓郁的“忠实见证现实生活”的意味。其后续篇《生者又一年》则体现了坚守现实主义的栏目纪录片所特有的魅力。 　　演绎生活：向类型化栏目转型。为了生存和发展，当代生活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手法都发生了改变。在现实面前，有些纪录片栏目找到一条可行路径――说故事。已停播的央视栏目《社会记录》就一度大量使用戏剧化的叙述方式，主持人以类似说书人的言语方式进行讲述和点评。因此，有观点认为，栏目里的纪录片已经“变味”，不能再称之为“纪录片”了。②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在这一类型的纪录片栏目中，纪录片变成了“故事”片：越离奇、越刺激、越能吸引眼球的题材，越受青睐。地方台大量的民生故事类栏目如江苏台的《人间》、江西台的《传奇故事》等，皆为“纪录短片+主持人”或“纪录短片+演播室访谈”的节目形态。在叙事方式上，这种类型的电视节目使用了许多非纪实元素，比如真实再现、搬演、非标准镜头等等，有的甚至是编导强行介入，以说故事的方式，甚至是制造故事的方式展示现实世界。“老百姓故事”的讲法，由此变得五花八门起来，纪录片从新闻逻辑转变为故事逻辑，生活纪录片栏目出现了类型化趋势。 　　 　　娱乐化浪潮诱发的畸变 　　商业消费逻辑下的娱乐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纪录片的创作和生产，作为严肃艺术与非虚构艺术的生活纪录片逐渐式微。这种冲击甚至开始动摇纪录片的本体，真实性让位于虚构策略，建构式纪录片与纪录剧情片即为其中代表。这种操作模式淡化了“生活”本身的概念，模糊了现实本真的面貌，一种“拟态”的生活或“超现实”的生活大量出现在纪录片中。 　　建构生活：纪录片沦为“真人秀”。建构式纪录片，或称创构式纪录片，是在虚构与娱乐化背景下生活纪录片出现的一种变体。其实质是融合了纪录片与戏剧双重元素的电视真实节目。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欧美电视荧屏上就已出现一些带有“建构式”元素的纪录片。不少低成本的实验性节目，因为天才的奇思妙想获得惊人收视率。建构式纪录片的主体叙事策略在于“情境设置”，这种方法其实在我国的经典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望长城》以及新近拍摄的《青春中国》（2009）等纪录片中都有使用。但以之作为纪录片整体存在的基础，仍当属西方的建构式纪录片。英国纪录片导演艾里克斯?霍尔姆斯认为，其本质上是“将真人放置于人为的情景和环境中，拍摄他们如何表现和应对”。③因此，此类纪录片也被认为是真人秀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