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青年艺术团实践之路.docVIP

打工青年艺术团实践之路 　　编者按:打工青年艺术团成立于2002年，是由孙恒、许多等打工者组成的一支为打工者提供义务文化服务的演出团体。自成立以来，他们坚持“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的方式，从要为打工者发出声音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发展成了为工友提供文化教育及权益维护的公益机构――工友之家，从分散在城市边缘的点滴活动，到建立了文化基地，创办打工文化博物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在这条发展道路上，打工青年艺术团首先坚持的是以“大众文艺”的方式，通过歌声，歌唱“劳动最光荣”，确立打工者的价值观，引导打工者的文化自觉。同时，面对打工群体的现实需求，他们将打工者的群体利益放在首位，以组织的形式，协助工友维权，提供日常服务。2008年他们创办的打工文化博物馆，更是承担了为打工者书写历史、建设打工者文化认同的重要使命。值得注意的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发展道路，一直是在社会秩序的框架中，随着现实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与基层政权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摸索着发展道路。 　　打工者这个特殊的群体连接着城市与乡村，同社会的发展、城乡的建设具有紧密的关系，而打工者的组织建设与文化建设，是城乡互动、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核心成员、打工文化博物馆馆长许多，从他自身参与的打工青年艺术之家的发展道路入手，描述打工者文化建设与组织建设的动态过程。 　　 　　从“艺术家”到打工者的身份认同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我们来北京，和广大进城打工的工友们一样，无非是为了“求个生存、图个发展”。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核心成员都有些文艺爱好，来的时候，都带着些“艺术家”的错觉。 　　演员王德志是我们中最早到北京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带着对相声的热爱与向往，偷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几百块钱，踏上了进京的火车。一下火车，他打听着路直奔中央电视台，到了央视的大门口，经过一番自我勉励，他鼓起勇气向门卫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可门卫对他说，春晚的节目??早就定好的，像他这样是根本不可能参与的。失落的王德志在北京街头徘徊许久，最后只好进了一家饭馆干起了杂工。在我们几个核心成员中，王德志干过的工种最多，这在他后来创作的相声作品《漂》中有过生动的描写：“我是东城干过饭馆，西城修过水暖，朝阳跑过广告，宣武掏过下水道……” 　　 　　艺术团的团长孙恒和我有些相似，当初都是受了些摇滚乐的诱惑，觉得家乡太压抑，“逃”到了北京。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生活在别处，因此拼命地要去挣脱地面的一切枝枝蔓蔓，要飞到天空中去。可是，当我们似乎真的自由自在地飞进了天空，却发现天是空空荡荡的，四处满是望不到头的迷茫。后来，孙恒离开了北京，去各地流浪。我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透过墙上的窗，想象着外面的世态万千，然后闭门造车，去街头、地下通道、地铁站，弹着吉他孤独地唱着自己的忧伤和愤怒。 　　2001年夏末，我遇到了流浪回来的孙恒，他流浪归来后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孩子学音乐，我深受启发，也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意义不在自由得只剩下自己的天空中，生活的意义在脚踏实地地前行中，在拥挤的人群之中；我们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自我陶醉的艺术家，我们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 　　当我们回到地面，回到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我们便有了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于是，我和孙恒决定要成立一个为打工者演出的文艺队。2002年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用三轮车驮着一个大堂鼓和两个既小又破的音箱，背着吉他，从北五环外一直骑到二环路内的雍和宫附近，参加在那儿的一家为外来女工服务的公益机构举办的联欢会。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我们的“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宣布成立了。 　　从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到认识到自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者”，这个过程所包裹着的既有我们鲜活的生活体验，也有我们身份认同后的理性思考，体现了我们对社会、对生活的重新认识。 　　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刚到北京的时候，总有种强烈的羞辱感。我们在郊区的村子里租房住，最怕的就是联防来查暂住证。有时候在屋里睡觉，也得把门从外面反锁上，制造屋里没人的假象。出去唱歌时，我们也生怕被罚款，更怕被收容。 　　最开始，我是用一种艺术的审美来消解这种羞辱感的，用一种个人的、摇滚的愤怒来发泄，用一个所谓的艺术家中立的身份，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而这，只能让我沉浸在一种自我的审美快感之中，时间长了，连愤怒都被稀释掉了，只剩下伤感和迷茫。 　　而当我们打破了“艺术家”的幻象，真实地回归到一个劳动者、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时，我们便找到了现实生活中一个鲜活的主体，确立了一个真实有力的立场。有了这个主体，确立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