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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生活成本是农民进城拦路虎 　 我国城市化进程历经曲折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农业经济逐步转化为城市化工业大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伴随着人口集聚、农村地区不断转化为城市地区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促使城市数目增多，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与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的一般进程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历经曲折。而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症结，就是由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换难的问题。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与 　　各N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1954年，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首次完整地阐述了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刘易斯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部门，一个是用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生产效率高，工资收入高的现代部门。一个是用传统方法进行生产，效率低，收入低的传统部门。传统部门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低于其生活费用甚至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工农业生产间收入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流向现代部门就会成为一种趋势，城市现代部门就会在现行工资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得到其所需要的劳动力，直至无限供给。由于现代部门吸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生产规模得以扩张，从而获取了更高的利润，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直至其全部流出。城市的现代部门不断扩大再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入，从而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传统农业部门中，伴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出过程，劳动边际生产率将逐渐与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接进，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传统农业部门得到改造，二元经济结构趋于弱化以至于消失。 　　尽管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世界主要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循着这一模型发展的。近代城市化运动发端于英国。大工业的崛起对农业生产部门和工厂手工业造成巨大的挤压效应，使劳动力在农业领域投入的边际效益日渐低下。由于机器的普遍使用和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要求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集中，由此造成了农村剩???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流动。加之工业部门劳动力投入所产生的边际效益远高于农业部门，更吸引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聚同时也带动了商业和服务业的繁荣，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工业化程度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越多，城市的规模就越大。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时，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进入城市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的城市化在艰难探索中前行 　　与世界多数实现了城市化的国家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一般被认作是城市化的起点。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6％，已处于城市化的起步阶段，但后来却出现了一个漫长的反复过程。从解放初期到195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0.6％提高到了18％。但到1959年以后就出现了大起大落。1959年至1966年，高的时候曾经一年上涨15.4％，低的时候曾经一年下降8.2％。1966年至1977年期间，城市化又呈现了一个异常稳定的状态，“文革”十年城市人口是缓慢下降的。 　　我国城市化发展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是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的反复性相关的。最初，我们对城市化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但是，随着大跃进以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恐城病”。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了“反城市化”战略，这就减缓了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城市化发展战略，城市化水平开始稳步上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工业化提速，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加快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5.7％，设市城市达655个，建制镇达19369个，城镇总人口为5.9亿人。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和政策上的不断修正，城乡分割的二元化体制有所松动，对城市化的认识逐渐明晰，并确立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 　　农民工市民化 　　是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器 　　过去的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有1.7亿农民转换身份成为市民。有关人士指出，“中国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实现城市化高速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其成就令国际社会瞩目。”但这一城市化率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主要表现在：一是人为的城市扩张。近些年来，我国在城市建制方面扩张的速度很快，如把县变成市、把乡变成镇等等。这种扩张带来了城市化口径的变化，夸大了城市化的速度。二是根据现行标准，人口的城市化率包括城市户籍人口以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