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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唐宋时期论说文文学性 　　摘 要：中国古代的论说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用以说明事物或发表议论或记叙事物，但都是为了阐明一个道理，以期给人某种启示或给自己明志。如何正确理解、把握中国古代论说文的文学性，推动古代文体与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致关心的问题。本文以《爱莲说》和《六国论》为例，探讨了唐宋时期论说文的文学性。 　　关键词：论说文；文学性；六国论；爱莲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28-02 　　 　　一 　　 要探讨古代论说文的文学性，先要正视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差异性。 　　 中国与西方的文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中国古代对文学审美属性的认识与现代不太一致，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文笔之辨，把有韵的称之为文，无韵的称之为笔，虽然意在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特征，但其着眼处还在于文学的外部特征，在文体上更偏重于诗与骈体文。但是也有对所有文体进行更本质概括的理论，比如萧统在《文选》自序中就称其选文原则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在此萧统所说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审美特征较为明显的诗赋，而是包括了许多散文文体，也不再停留于有韵与无韵的形式特征，而是抓住作者是否精心构思结撰与是否有漂亮的文采作为根本的标准。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一面认为所有的文章都是源自于六经，一面又认为所有的文章都应该写得漂亮，他在《原道》篇中表述了自己对“文”的看法：“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①刘勰认为天文、地文与人文是相统一的，其共同特征都是漂亮华美，所以才会说：“龙风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恣；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大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惶。故言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刘勰将“彩”与“文”互文，显然正是强调其华美的特性。由此出发，刘勰在《征圣》???里将其为文的总原则概括为“圣文之雅丽，街华而佩实”。刘勰的看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古人无论写什么文体，除了讲究其独有的类特征外，都会努力写得文笔讲究，节奏优美。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各类文体中，不论是审美色彩浓厚的诗赋词曲还是实用功能极强的章表策论，都能选出脍炙人口的美文。事实上，中国古代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杂文学观念是具有合理性的。 　　 古代社会首先出现记事散文，随着社会事物继续发展，才又有论说散文的出现。论说文是一种以议论和说明为表达方式的文体。它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方法的运用，论证道理，得出结论，告诉读者。亦即刘勰所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③于论说的内容、功用、方法各有不同, 古人就将“论”作为论说文的总称，从中再分细目。刘勰的《文心雕龙》将“论”列为陈政、释经、辨史、诠文等“四品”以及议、说、传、注、赞、评、叙、引等“八名”。从具有文学表现的手法来考察， 有的论说文又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和欣赏。 　　 古代论说文来源于先秦诸子。《论语》虽属片断语录，但已孕育论说成分。现存最早的单篇论文是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东汉以后，论说文风格有所变化，如王充的《论衡》，体现了精微朗畅的特征。魏晋南北朝之际，论说文则更趋于自然形成，且颇多气势。如曹丕的《论周成汉昭》、曹植的《成王汉昭论》、西晋陆机的《辨亡论》，文学气息颇浓。迨至六朝，梁刘峻的《广绝交论》问世，此文系针对世态炎凉而发，有感情，有理论，有文辞，可算是文情并茂的骈体论文。到了唐宋时期以，随着两次古文运动的进行，论说文又出现了新的特点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下面以《爱莲说》和《六国论》为例来分析唐宋时期论说文的文学性。 　　 二 　　 《爱莲说》和《六国论》是唐宋时期的作品。在这个时候，像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也的确创作出了不少审美品位很高的散文作品；但另一方面，古文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复兴古道，所以更强调政论与说教的载道功能，对文学特征有所忽视，从而减弱了文章的审美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六朝文学观的退化，但也有一些文学色彩较浓的的作品，如周敦颐《爱莲说》和苏询《六国论》。 　　 《爱莲说》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创作的借物咏志的名篇，它在结构上匠心独运，做到言简而多姿，文短而曲折。明代画家董其昌在《画旨》里说：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此画诀也。”绘画不喜平，为文何尝不如此，周敦颐深明此旨，他的《爱莲说》主要具有以下文学特色。 　　 全文首先塑造了了莲花高洁的文学形象，这是《爱莲说》文学性最明显的体现。莲花，曾是古往今来文人笔下高歌咏叹的对象，但大多数文人都是惊叹于它的清姿素容，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