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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思考 　　【案件回放】 　　案例一：莫某某系李某诉张甲、陆甲、张乙等四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主审法官。原告李某持借款借据、国有土地使用证、购房合同等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该借条有“张甲、陆甲、张乙”的签名。法庭审理中，原、被告双方确认借条上“张甲、陆甲、张乙”的签名均为其三人本人所签。但被告张乙辩称，借条是在装有房产证的手袋被一名叫冯某的人抢走后，冯带原告李某到张家胁迫其一家人签订的，实际上不存在向原告借款的事实；事发后张氏一家均没有报案。庭审后，被告人莫某某通知冯某到法院接受调查，冯予以否认。后莫某某做出一审判决由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双方在法定期限内均没有提交上诉状。后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在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书后的第二天，被告张甲、陆甲夫妇在该法院围墙外服毒自杀。后经侦查，借条确系原告李某伙同冯某胁迫张家三人签订。 　　案例二：根据A区政府关于举办某春节庙会职责分工，该区公安分局制定了某春节庙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方案要求各执勤单位要“做到领导到位、警力到位、措施到住”。其中甲派出所为现场秩序维护一组，该派出所所长李某为组长，全权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具体职责为：一是活动期间维护游客游览秩序，二是维护飞虹桥东西两端行人过往秩序，控制人流量，确保桥面过往畅通，在人员过度拥挤时，及时封闭桥面进行疏导。案发当天，李某没有安排警力按时到达执勤地点。随着人流的不断增加，飞虹桥出现拥挤状况，由于飞虹桥东西两端没有执勤警力对人群进行疏导、控制，桥面人流密度过大，秩序混乱，部分游人在桥面跌倒后相互挤压，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后果。后经现场勘察，飞虹桥设计符合规范，没有质量问题。死亡人员经鉴定系受人群挤压胸腹部造成呼吸障碍，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上述两个案例均是关于玩忽职守罪的案例。在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承担玩忽职守罪刑事责任时，我们一般从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其中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确定玩忽职守罪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因此，正确认识因果关系，对于??确把握定罪与量刑有着重大意义。案例一中张氏夫妇的死亡与莫某某所做出的与客观实际不符的判决行为之间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案例二中桥面上人群跌倒后相互挤压导致重大死伤结果与李某没有按时安排警力维护飞虹桥秩序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判断莫某某、李某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的关键。 　　一、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判断的难点 　　作为一种渎职犯罪，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并导致危害结果发生。但往往有的时候，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往往是非法采矿、冒险作业、违章生产等其他行为，而不是玩忽职守行为本身，这种行为模式的特点。决定了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的特点与难点。 　　1.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多表现为不作为，增加了因果关系判断的难度。如案例一中法官莫某某没有对彻底查清被告提出的“借条系被胁迫”理由这一行为往往被认为是导致被告张氏夫妇因败诉而自杀死亡，因此判断两者具有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在判断玩忽职守因果关系时，还必须对玩忽职守的不作为行为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玩忽职守罪中能够作为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加以分析的，只能是行为人是否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特定的职责的行为，如警察具有保卫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职责，当其接到有关报警求助时，其必须出警予以制止。如果其接警后不出警或拖延出警，致使危害结果发生，那么其不出警或拖延出警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有了因果关系。 　　2.玩忽职守罪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中介因素，增加了因果关系判断的难度。玩忽职守罪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但其行为一般不直接作用于危害后果的载体上，即玩忽职守行为不一定会直接侵害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在玩忽职守罪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中介因素。这些中介因素既可能表现为一定的自然力，被害人的行为，或者更多的表现为第三者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正是这些中介因素，为危害结果的发生提供了原因力，直接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玩忽职守行为正是借助中介因素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在判断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时，不能单纯考虑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考虑玩忽职守行为与中介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介因素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案例二中，李某作为派出所所长同时是现场秩序维护一组组长，负有维护游览秩序，维护飞虹桥桥面安全的职责，其没有按时安排警力达到执勤点的行为，不会直接导致飞虹桥上游人的拥挤伤亡，导致游人的拥挤伤亡的中介因素在于桥面人流量过大，秩序混乱。 　　3.玩忽职守罪的危害后果往往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增加了判断因果关系的难度。玩忽职守罪中危害后果的发生，往往不是行为人不履行职责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