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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07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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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在路上和不纯粹道德相遇
胡晴舫在路上和不纯粹道德相遇
如果是敏锐一点的读者,必定可以读出《城市的忧郁》里所描述的各大城市。有的崇尚传统,向往古典,“我不在咖啡馆,便在往咖啡馆的路上”般的诗意,企图让人人都活在18世纪;或者是造桥铺路,深怕跟不上“现代化”这个行之有年的词汇,测量摩天大楼足不足够攀爬星星,使整座城市都落入阴影里。他们的历史已经太多了,现在正是抛弃换取新生的时刻;更或者,是活在当下的城市,每个人体内时钟仿佛快一倍,挤公交车追地铁,迈开腿在路上奔跑,一天才刚开始就即将结束。他们无暇理会未来的一切,只有提早下班才忽然感受生之喜悦;以及成为各大城市眼中模范,人人温和有礼、善良无害,总在午夜后才酒醉得像只野兽的未来之城。
“我猜,这是我为什么喜欢住在城市里的原因。因为城市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人面狮身的笑容,永远难以捉摸。”胡晴舫游走在这些城市中,因为工作,她经常迁徙;香港、台北、上海、北京、巴黎……住进新的房间又离开,却在生活中看见了城市人最真实的面貌。在新作《城市的忧郁》里,她以理性观察为刃,深入城市的筋血脉络,笔锋冷静且带点批判眼光,总能恰到好处地切中核心。城市已成为世界各地的共通点,当胡晴舫伸手抹去了边界的轮廓,究竟她笔下的忧郁指向何处?
工作、生活与自我的拉锯战
谈到开始写作的理由,胡晴舫朝我比了比:“我年轻时就跟你一样,去采访别人、写写稿,几乎每天都在工作。我这种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就是要为生活去赚钱、去努力,所以一开始的写作根本就是为了求生存。”文字犀利的她,讲起话来也连珠炮似的简洁明快,却多了份直率的热情。大学念外文,又在美国拿到戏剧硕士,当初也有写剧本的念头,却迟迟没有选择往文学这条路走。“没有一定要写作的原因是,像我们这种文学系出来的人,看过的好作品很多,有些题材或想法都已经被处理得很好了,作为一个读者已经是心怀喜悦。”胡晴舫说,“但后来决定动笔的原因是,我们的世界实在变动得太快了,人性在这样的环境里所造成的微妙变化,是我非常好奇的。”观看人性,仿佛是看一场电??,会忍不住想探看角色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行为?“你的行为和我的行为加起来,就叫做社会。”
胡晴舫坦言,因工作而“社会化”的过程很痛苦,但也加速了她对世界的观察:“要去学习和别人相处,去倾听别人的故事,你会发现你的‘自我’开始和外面的世界展开拉锯战,非常痛苦,生活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然而,工作本身的确也为她的写作磨出了一条道路,曾在剧场、广告界打过工,也参与编撰《Playboy》、《Esquire》等多本国际性的杂志,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她,不同于被保护得很好的“学院型”作家,胡晴舫的工作性质太多样,逼迫她要不断地去冲撞、去接触世界,“我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对’的方式,当我必须要去和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交谈时,就会逐渐修正自己的观点或信仰。”是的,再靠近一点、再深入一点,看到的会更多,“每个作者其实都是一个观察者。”试着把自我收得再小些,便能更纯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
或许这便是胡晴舫书写当下的最大动力,文字风格冷静锐利,总在书写中将个人色彩压得极低的她,其实心很热:“我喜欢人群,也喜欢不纯粹的环境,道德不纯粹,生活秩序也不纯粹。”她笑着说,“生活可以充满各式不同的价值,不同性别也有不同情欲,我觉得世界真的非常美丽;当然这中间一定会有失落,会有挫折。可是我觉得就连这种挫折感,也是一种美好的收获。”
现代人永远都在界定自己
不纯粹的环境,自然也有不纯粹的快乐;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包括你我,其实都拥有多重身份,“你面对我的时候是一种身份,但面对其他人,可能又是另一种样子。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意大利人、女人、素食者;更或者你可能喜欢爵士乐,那就是个爵士乐迷,很多身份是其他人所不知道的。”
同时,胡晴舫也指出一般人在思考中常犯的错误,那就是刻板印象:“有一种很可怕的逻辑是,因为她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做什么样的事。因为年轻,所以想法很梦幻,你怎么知道?”说到这里,胡晴舫忍不住笑了起来。正是为了避免产生这种偏见,或犯所谓“政治正确”的毛病,所以她只书写自己所看见的事情、周围发生的每个当下,而不任意替他者发声或代言:“那是很危险的,其实会是种二次伤害。”胡晴舫举了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例子,这是由台湾导演魏德圣所拍摄的、一部关于原住民的电影,描述雾社事件里,赛德克族、汉人、日本人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原本是想替赛德克族发声,部分族人却认为是在“消费原住民”,原本的善心可能成为他人眼中的恶意,那无疑是本末倒置的。
多重身份的拼贴,也是一种现代性的生活特质,“当一个现代人的乐趣,就是你每天都在界定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去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单单只是消费行为的选择,而是仿佛捏土似的,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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