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山对《墨子》衍伸.docVIP

论傅山对《墨子》衍伸 　　摘 要： 明清之际墨学不显，有“学海”之称的傅山独具慧识，深研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诸子之书，开启了清代子学复兴的先河。其《〈墨子?大取篇〉释》对原著作了系列衍伸，依“以实举名”提“实在斯名在”，由“兼爱”推“爱众”，据“知墙”言“圣人公普之墙”，所作阐释透显着时代与个体的特色。 　　关键词： 傅山 《〈墨子?大取篇〉释》 衍伸 　　 　　自汉武帝到清中叶1800余年，在基本由儒家占主导地位的漫长岁月里，墨学一直处于衰微乃至湮没的状况，对《墨子》的考辨与研究基本停滞，只因收入《道藏》中才得以存世。治墨者屈指可数，所见记载极少。明清之际的傅山在墨子文本的发现与整理史上则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其《〈墨子?大取篇〉释》被不少学者认为开启了后来乾嘉子学研究的先河，也为四百年来的《墨辩》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现存傅山《〈大取篇〉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山西省博物馆所藏《百泉帖》手稿（残本），另一个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所藏傅山手稿，后者为原《霜红龛集》各本收录，两版行文略有出入，但主体思想基本一致。下文将二者互参，拣择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作初步陈述。 　　一、从“以实举名”到“实在斯名在” 　　先秦时期有过关于名实之辨的论争，对名与实的内涵、外延及二者关系展开讨论，提出了“以实举名”和“以名定实”这样一对相互对立的命题。后期墨家发展了古代的逻辑思想，其逻辑理论颇受称道，当中对概念、判断、推理的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大取篇〉释》中，傅山发展了墨家“以实举名”的逻辑思想，并给予继承性阐发，提出了“实在斯名在”的命题，对《墨子》关于名实、是非、同异等的论述均有所引申。 　　《墨子?大取篇》曰：“贵为天子，其利人不厚于正。夫二子事亲，或遇热，或遇凶，其亲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执无能厚吾利者，籍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养臧也不加厚。”对此傅山释为： 　　“居运，犹出移在此在彼也。凡以居运名者，皆实实有人于其中者，如居齐曰齐人，而去之荆，则不得谓齐人矣之类也。??如山之非丘，室之非庙，实在斯名在，不得曰丘即山、庙即室也。的的知之之智，仿佛度之，意不同也。”① 　　在本段释文中傅山就“名”“实”关系表述了两层含义：（一）“名”是对客观存在事物的反映和概括，是可变、虚幻的；（二）有“实”才有“名”，名是以实为转移的，而不是随人的主观想象任意决定，“实”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墨家主张“名”要依据客观情况而定，它不是形而上、纯粹概念性的。傅山对此完全赞同，强调“名”的可转换性。举例说，在齐国时可称之为“齐人”，到了荆地就不能再称呼为“齐人”了，突出“名”是依“时”（实）而改变的，不同的“名”依据不同的“实”而存在。他进一步提出“实在斯名在”的命题：“实”在，“名”才有所依存而在；“名”随“实”起，“实”变了，“名”必定跟着变。 　　傅山还将“名”分为“实指之词”与“想象之词”，即他所谓的“以形貌命名者”和“不可以形貌命名者”。 　　“物之以貌命者，必知是物为某物，则尽其辞而名之曰‘焉智某’也；若不可以形貌命者，知之不真，不能的确知是物为某物也，但‘智某之’可也，不得尽其辞曰‘焉智某’也，此‘焉’，如汉碑‘焉焉矣矣’，终辞也，?辞也。”② 　　“‘智某可也’智某与上‘是之某’义有深浅，上文多一‘之’字，下文去‘之’字，上文是实指之词，下文是想象之词。” 　　对具体概念（“实指之词”）和抽象概念（“想象之词”）做了区分。 　　在论析“实在斯名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傅山还对名实关系中的同异关系作了进一步探讨，顺着指出： 　　“同而不同之间，不胜言之。而重则有金之、铁之重。重同而金、铁异。器具有饮具、食具之类。‘具’或是‘贝’之讹。锦有异者亦通。连如‘连衡’之‘连’，外连而内各有心也。连又铅锡之名，然上有‘重’矣，此不必复作锡解也。又四里为连，十里为乡，亦可解去。同类之同，如熊凤皇类同而名不同。名同，如鼠璞名同而实异。丘同而有昆、敦。鲋同而有鲫、鲒。同是、同然，是、然有异。同根而枝叶异，非与是异，不然与然异，非即似不然矣，而非与不然又微异。因有异也，而欲同之，其为同之也，又不能浑同，而各有其私同者又异。”③ 　　傅山在此阐述了事物复杂的同异关系，提出“浑同”和“私同”的概念。“浑同”即绝对相同，“私同”则是同中有异。在他看来，事物之“同”不可能是“浑同”，只能是“私同”。而无论是从“同”的角度还是从“异”的角度考察事物都会有所偏颇，同之中肯定有异，异之中又肯定能找到同的地方。故而他主张以“类”分。类是由一定的种属之度规定的，类同就是同，类不同则是异，以类分要求尊重客观实际，不任凭主观臆想。不只强调同，也不一味讲异，同异之间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非同非异，遣尽一切。这一关于同异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