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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儿童文学批评状况考察 　　儿童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成人文学更重要。建国之后出现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但学界目前对十七年儿童文学研究很不充分，而对十七年儿童文学批评关注得更少，“如果说儿童文学是整个文艺战线上的薄弱环节，那么，可以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又是整个儿童文学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实际上，十七年时期，文艺界领导者、作家、编辑、文学理论工作者以及教师、学生等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讨论儿童文学的性质、意义、作用、艺术等等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也就是“化”儿童与”儿童”化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三个方面对十七年儿童文学批评状况进行考察，以总结其得失，为今天的儿童文学批评以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一 　　 　　作为二十世纪被发现的存在，“儿童”一直承载着重大历史使命。新中国刚成立，“儿童”被赋予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从“五四”时代的新型国民被模塑为新中国成立之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因此，对“儿童”进行教育则成为紧迫而重要的时代命题，就像一位批评者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把现实生活展示和解释给孩子们，从幼小的时候就养成他们对于力所能及的劳动感觉到兴趣和尊重；使他们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的胜利就会落空，我们的希望就会失掉。”而在所有的教育方式中，儿童文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毫无疑问地，儿童文学必须承担思想教育、政治启蒙的功能，“贯彻党所指示的教育政策，经常地密切配合国家教育机关和学校、家庭对这基础阶段的教育所提出来的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通过它的艺术形象，发出巨大的感染力量，来扩大教育的作用，借以获得影响深刻的教育效果”。儿童文学毕竟和成人文学不同，有着自身独特性，但在“教育并且培养建设共产主义的人们”这一最终价值指向方面，二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作家金近在 《试谈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 中认为：“有的作家只注意到艺术性和趣味性，而忽略了教育意义。……只顾到故事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是不行的，必须和当前的政治意义 （教育意义） 结合起来。”而衡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也只能从社会主义教育的角度来进行。 　　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氛围下，绝对性地强调作品的教育意义严重束缚了作家们创作的自由和艺术表现空间，教育意义被教条主义化。在政治标准第一的要求下，关注当下性，配合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政治任务成为儿童文学的自觉行为。 　　但也有部分批评家对于儿童文学的思想主旨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应该说，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更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但在反右背景下被全盘否定，而更为悲哀的是否定者是深谙儿童文学创作规律的贺宜。儿童文学作家王若望反对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不能狭隘地理解文学反映党的政策；反对文学的政治标准，主张写真实。但王若望也因此被认为是“反对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对党的各项运动进行污蔑”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正因为对儿童文学有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认识，批评家们对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极为不满。建国之初儿童文学的表现乏善可陈。上海是少年儿童出版物的集中地，有专门和兼营的少年儿童书籍近四十家，1950 至 1953 年 6 月，共出版书籍一千五百四十七种，二千五百七十六万册 ，但相对于一亿二千万少年儿童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这一印数相当低。1954 年全国少年儿童读物的印数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多册，当时识字的学生大约有七千万，平均五个人一册。这一比例在农村更高，河北省平均一千一百多个儿童才有一本儿童读物。 　　造成儿童文学“奇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与文学领导机构、出版单位及作家对儿童文学的不重视有关。 　　1955 年 9 月 16 日， 《人民日报》 发表 《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 的社论，要求作家协会及各位作家积极行动起来，为少年儿童创作。1956 年儿童节，几乎所有的大型的文艺刊物都辟有“儿童文学专辑”。 《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文艺月报》 《长江文艺》 《文学月刊》 《作品》 《西南文艺》 《延河》 《北京文艺》 《剧本月刊》 等等，大约达到一百一十多篇作品。“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文艺”两报刊联合征稿的“启事”发出以后，六个月之内，应征的来稿竟达到四万多篇。巴金、冰心、杨朔、杨骚、欧阳山等为孩子们创作，张天翼写出了几万字的中篇 《宝葫芦的秘密》，叶圣陶出版了 《稻草人》。1955-1957 年前后，儿童文学出现了创作高潮。 　　二 　　 　　社论发表后，儿童文学尽管在量上出现了实质性进展，但在质的方面令人堪忧。据陈伯吹的说法，即使是联合征稿的四万多篇的应征稿件，据说经过阅读后够得上报刊发表水平的还不到二十篇；而就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