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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天无产阶级生活 　　 　　我的嬉皮士生活 　　 　　１９８２年秋，我开始在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上学。当时，各大学的诗社林立，沙龙俱乐部群起。我因为写诗，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学的一次关于“星星美展”的讲座上，我结识了不少各院校的学生诗人和社会上的文艺青年。和他们的交往，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那时，究意还是孩子，不谙世事。我们简单地学习嬉皮士，经常夜宿女生楼，实际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做尽了彼此伤害的事情。我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麦角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兴奋剂。 　　关于组建乐队，是受了艾伦?金斯堡的启发。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过上海。讲座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外国留学生都仰慕他，纷纷前去。我是随我的德国女朋友去的，原来也并不知道广告上写着的ｂｅａｔｓ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诵了《母亲》的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我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我曾经深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两异的难处，也极为诗与歌在语言的长河中终于分离开来而尴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给了我一点提示。我首先想到的是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试练。我的工作由此真正开始了。我和学建筑的一个学生叶亏夫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不过，那时是混乱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其实，只不过与我们接触的书本和唱片有关。伍油?加瑟瑞，琼?贝兹，鲍勃?狄伦，约翰?列农……一长串人物与我们形影相随。我们还不太明确要走的路，举步维艰，苦苦摸索。另外，成长的主题还没有完成，我们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我又开始捡起我的音乐，学起了吉他。那是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５年之间，这段日子我变得沉静起来，不屑于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对书斋式的文牍主义的现代派兴味索然。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日子变得有序起来，然而，新的开端被一场风波打断。因为１９８５年底写了大字报，我被卷入学运风波。在开完第一场音乐会后，我被市公安局请了进去。经过三个月的调查，我的问题被退回学校处理，可是校方不准备接纳我，他们把我送进了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我一呆就是三年。 　　 　　我的监狱生涯 　　 　　在市公安局的拘留所呆满三个月后，我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转站。在那里，新的劳教学员要经过初步的整训，然后才能送往外地农场。我被剃了光头，照了囚照，体面全无，威风扫地。 　　我们这批人要被送往江苏省大丰县的川东农场，那里四面环水，是个绝好的天然放逐地：北面是苏北灌溉总渠，南面是天险长江，西面是大运河，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黄海，很少有人从那里逃跑成功。这个改造农场建于解放初期，最早是个妇教所，旧上海的妓女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彻底的洗心革面。在大丰的二年多，我还看见不少改造好的妓女，现在已经变成场工，从良嫁人，生儿育女。她们一般对新去的劳教分子都有同情心。记得有一次，我在磨房里碎苞米，连续干了几天，神情恍惚，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心里绝望极了。一位阿婆，她是当年的妓女，对我说：“别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过来人，多少年了，我没有看见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么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和后来她给我的一些关照，使我挺过了危险期。 　　我们被押解去农场是１９８６年的中秋节，那天月亮出奇的好。当天晚饭，发给每人两只鸡蛋，老号子说，明天准走，吃鸡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滚蛋。给他说着了，夜里三点，凄厉的哨子响彻牢房。一阵折腾，我们给塞进囚车，卷着铺盖集体流放了。透过设有铁栏的车窗，我看见上海的夜空圆月朗朗，安详，美丽，温润之极。经过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联想涌动了心里的泪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圆”啊。本来我是应该和家人坐在一起的。我抬头看着月亮，含着眼泪写道： 　　月亮总是在分别的时候圆起来，分别的时候总是在相爱的时候来到。 　　那时候，我们家困难到了极点，母亲已经病退，工资微薄；妹妹正在实习，还没有分文收入；而父亲则远在贵州，因为要支撑这个家，必须独身留在那里，挣几十块钱的薪水。为了给我买必要的书籍和邮寄生活必需品，母亲通过一个亲戚介绍，拖着病体，起早贪黑地去一家工厂的食堂给人做饭。为了准备早餐，她往往凌晨四点就要起床，五点必须赶到工厂，寒冬腊月，用彻骨冰冷的水洗菜。另外，我们家定时还要来农场探视。因为，如果家里人来得少，在农场就被人看不起，会受欺负。为了不让我受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