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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婚姻最后一道防 　　几乎没有任何预兆，黄锦英听见办公室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音由小渐大。她走出门去，看到门外一对30多岁的男女正在争抢一只橘黄色的皮包，还有一位妈妈模样的妇女正气愤地打着110。黄锦英顿时明白，这又是一对为协议离婚吵架的夫妻，便上前拉开了两人。 　　这里是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婚姻（收养）登记中心，黄锦英在此工作了近20年。3年前，她退休后被返聘为“离婚劝和”员，专门从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妻中辨别冲动型、情绪型离婚，劝其和好。而这对夫妻似乎没有和好的希望――半年内，他们因吵架打过7次110，争抢的是皮包里的一万元分手费。末了，丈夫提出，妻子必须归还他的礼物――一枚戒指和一只MP3。 　　听到归还MP3，黄锦英有点儿瞧不起这个男人，但她还是让双方在她的见证下分割财物。点完钱、签完字，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门。一两分钟的工夫，夫妻就变成陌生人了。 　　 　　冲动离婚引发的服务 　　 　　“我自己想想，还真的有点儿像老娘舅一样。”黄锦英说。“老娘舅”指母亲的弟兄，过去的大家庭，遇上兄弟分家、妯娌吵架等纠纷，常会请出老娘舅来主持公道。渐渐地，有威信、有亲和力、善解争端的热心人都被称为“老娘舅”。 　　她曾遇上一对来离婚的老年夫妇，老头进门便说：“现在我扬眉吐气了！”细细一问，原来老伴一直嫌弃他做的菜太咸，年轻时觉得不是件大事，退休后越来越难以忍受，几次挑剔后老头回了嘴。两人大吵一架，早上买完菜后就来办离婚。 　　“你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还差这几年么？”黄锦英哄着已经78岁的老头，“你下辈子不要再跟她做夫妻就好啦！” 　　周围人笑了起来，老头绷紧的脸也放松了，想想觉得难为情，拉着老伴就走。这是黄锦英最快、最成功的一次“老娘舅”式劝和。她在离婚登记窗口旁有一间从档案室隔出来的小办公室，但她很少坐下，只是像街坊一样，在大厅里和不同的夫妻搭上几句和气话。有愿意说下去的、情绪不稳定的，再请到办公室详谈。在《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的2003年10月1日，黄锦英还是普陀区民政局婚姻（收养）登记中心的负责人。早先，这个条例叫做《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自从“管理”一词引退，行政权力的干涉在新条例中消失，手续全面简化，离婚率也从此上扬。 　　她记得，《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的2004年，区里协议离婚登记量比2003年增长了37.8%。而在2003年以前，全国协议离婚数只是平均每年递增5%～6%而已。 　　2006年的一天下午，她接待了一对父母，这对老人得到消息，女儿女婿在当天上午办理了离婚手续。小夫妻俩前一天傍晚还在老人家里吃了饭，当天深夜，孩子因尿床大哭，小夫妻俩谁都不愿起床照管，大吵一架后愤而离婚。 　　“如果你们帮我们劝一劝的话，他们也许就不会离婚了。”确定女儿女婿真的离婚后，老人重复着这句话。这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曹道云。 　　2006年3月，在曹道云的主持下，中心在婚姻家庭健康咨询工作室中辟出一角，请来一位退休的妇科女医生，“离婚劝和”工作室便正式成立了。之后，松江、浦东、闵行等上海各区陆续跟上。 　　 　　从“难离”到“闪离” 　　 　　31岁的心理咨询师王美萍，两年前加入了上海松江区“离婚劝和”工作队伍。 　　只要当事人有情绪、愿意倾诉，就有可能劝和。如果双方都是初次结婚，希望则更大。当然，也有考虑成熟、理智分开的夫妻，遇到这种情况，王美萍可能在简单沟通后便放弃努力。比如，她看到一对夫妻的离婚协议书，附有财产分割的详细清单，除了电视机、冰箱等大物件，还有一条是“卧室窗帘布属装修时附送，留给男方。” 　　夫妻之间竟能算得如此清楚，令王美萍暗暗吃惊。她把这件事当做新闻告诉了工作室的另一位全职工作人员，63岁的退休律师封秋全。不料，封秋全连说不稀奇不稀奇：“稻谷多少斤、蚕豆多少斤，大碗3个、小碗6个，都是我写过的离婚协议。” 　　退休前，封秋全在松江区小昆山镇政府法律事务所工作了整整25年。20世纪80年代，小昆山镇有15个村，每个村8个大队，只要一个大队打来电话，说队上哪户人家吵架了、闹离婚了，他便骑着自行车去调解，“不过那时人们说出‘离婚’两个字感觉比登天还难。” 　　1980年，实施了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进行了首次修改，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 　　2003年前，沿用近9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办理离婚需要单位、村委会或居委会的介绍信，从审核、登记到发证要1个月的工作期。此外，离婚协议中没有房产的一方，还需要写明离婚后的居住地与户口迁移地。更复杂的是，接收离婚人的第三方，还得带上户口本、房产证，到婚姻登记单位来签字。 　　黄锦英记得，有不少头发花白的母亲，被要离婚的女儿扶着，哆哆嗦嗦地在协议上签字。为了这些繁琐的手续，一些夫妻甚至在登记中心拍了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