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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04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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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白骨精”上司挡箭牌
我成了“白骨精”上司挡箭牌
别人告诉我的时候,这事已经是完成时了。事情不复杂,同事给我打了电话,三分钟不到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外加他打抱不平的侠义心肠表达得非常充分,末了,语带悲伤地安慰我,摊上这么个领导,没办法,想开点。
我的上司心眼儿忒多,这是公司里少有的共识之一。我进公司的第一天,小唐就神神秘秘地跟我分享了这个公开的秘密,再往后,很多人在很多场合无所顾忌地跟我谈论心眼儿这个词的引申义,悲天悯人地叮嘱我机灵点,千万别吃亏。
对我来说,这样的说教都是概念式的,接受起来被动而不得要领,好比一个即将上阵厮杀的战士,无论你怎么描述战场的险恶,在面对手握刺刀的敌人之前,这样的描述都是笼统而模糊的。更何况,我对上司还颇有好感。
她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已经是公司最年轻的部门经理,跟这个职位相当的还有淡妆、考究的职业装、常换常新的头饰、定制的马克杯、喷香喷香的黑咖啡,哪儿都透着“白骨精”的优雅。
工作要精明,生活讲品质,这非常符合我职场形象的定位。所以,当我的上司跟我大段短信往来的时候,当我的上司主动拉我去逛街的时候,当我的上司跟我交流和男友相处的问题的时候,好感基础上的亲近感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她说我们是朋友,我欣然接受,暗暗自得,可小唐说我太幼稚,已经不知不觉踏进了敌人圈套,什么时候做了帮凶都不知道。谁知,帮凶没做成,做的是挡箭牌。
公司副总要从我们部门借调一个人去临时项目组,我的上司不乐意,抽一个人走,意味着很多活儿她就得亲自上阵,小毛兵的活儿干着太失身份。于是,她说,倪岚身体不好,慢性病,常常得看病吃药,急的重的工作都尽量不安排她,如果再抽一个人走,实在是转不开。
愤怒和初闻此事的切肤之痛,让我半天没缓过神儿来。我是跟她说过最近在针灸,但绝对没有严重到需要她特殊照顾的地步,更何况,我才做完两个策划案,那可都是急活儿,我熬夜加班加点的时候,怎么没听她提及我的慢性病?
最后我的上司如愿以偿,可我呢,跟做了贼被人揪出来一样,副总扫我一眼,我都觉得意味深长,一天的好心情立时就能烟消云散,心里那叫一个恨,恨不得挖地三尺,就地遁形,一想到我在领导心目中??个病恹恹的药罐子,我就想快刀斩乱麻地辞职了事。
再之后,许多同事开始或真情或假意地嘘寒问暖,让我应接不暇:我认识一个中医,你去看看?有病不要怕治,慢性病就得慢慢来……我有些愤懑,本来是针眼大小的伤口,你干吗非得拿着放大镜比画?现在,倪岚身上有个巨无霸疮口,已经是街谈巷议,当事人我是百口莫辩,难不成把受伤的地方搞个展览?
每每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胸闷,不厌其烦地悄悄声讨始作俑者。可小唐说我太大惊小怪,领导用下属挡箭本来就是上下级关系中的“应有之义”,我要因此较真儿,不依不饶,只能让我的上司觉得我太傻,而且没有牺牲精神,自此把我打入冷宫,彻底边缘化。
这可能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迄今为止,我的上司对此只字不提,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优雅,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身体,一如既往地跟我聊天谈心,依旧言辞恳切,表情真挚,没有丁点儿的不自然,她在给你提建议的时候,还是会盯着你的眼睛,说,作为朋友……
呵,我一听到这个,就条件反射一般暗自冷哼一声,骗谁呢?我可再也不信了。
专家解惑:替人受过难免心存期待,主动修炼重写职场格局
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里讲道,他在东北与人谈论哪里黑社会多,结论是:上海的老大狠狠地吹灭火柴或者摁碎烟头,于是东北的马仔立马心领神会掉脸出去,该杀人杀人,该放火放火。老大不说话就不留证据,将来万一上了法庭也好脱罪,对于职业马仔来说,干脏活儿是本分,将来做替死鬼也是本分。
生涯发展的诸多理论大家都论述过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是角色。人是生活在家庭、社会、职场三大舞台上的,那么就需要扮演好自己应有的角色……无论这个角色是主动修炼的,还是“被修炼”的。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角色匹配起来。比如在庙堂之上皇帝老板是“口含天宪”可以“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看谁不顺眼直接推出午门给办了。但是,老板有许多时候想要行使这个权力需要有个背黑锅的,因为老板做的事情都是需要“被记录”的。于是,在这个舞台上,就需要一些人时不时客串一下背黑锅的角色。而且客串的这个人是没有选择权的。
从逻辑上来看,如果下属不能为上司分忧,那么作为裁判的上司自然不会让你演好自己的角色,并时不时给你吹吹黑哨。因此,人各安命就是职场的规则。就像文中主人公的上司,她很好地演着自己的角色,她自如地“放责不放权”,自如地“集下属功劳于大成”,自如地为她的老板当好马仔。职场的服务流程是:裁判是第一客户,首先要服务好,然后才是你的用户。
因此定位好自己,有时需要主动做做挡箭牌,而且更多时候需要做得更艺术一些――主动“被做挡箭牌”,这样更能突显裁判的高明。当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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