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制到自由——论美国贫困人口迁徙权的宪法演变_论文.docx

从管制到自由——论美国贫困人口迁徙权的宪法演变 内容提要：流浪乞讨是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将面临的社会问题。本文探讨英美国家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经验，以及迁徙权的宪法保障在美国的历史演进。在内战后修正案通过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美国逐步确立了贫困人口的迁徙自由。尤其是经过19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后，美国社会普遍转变了对流浪乞讨的看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联邦法院开始通过州际贸易条款限制各州与地方控制穷人迁徙的法律。此后，法院又通过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撤消了某些禁止穷人流浪以及对新居民的社会福利施加不合理条件的地方规定。到1960年代，美国穷人的迁徙权才可以说是牢固确立下来。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迁徙权是市场经济和人权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法制统一的国家里，它是公民权的题中应有之意，因而应当受到宪法保障。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不仅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国家统一和公民平等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公民权，迁徙自由，流浪乞讨 英文标题：FromRegulationtoFreedom:TheAmericanCo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ontheRighttoTravelandItsImplicationsforChina. 一、引言 在每个国家，流浪者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给人的直觉是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操着一口难懂的外地口音、缺乏教育和职业技能（否则也不会沦落到流浪乞讨的境地），其中比例不确定的部分人还被证明是城市安全与秩序的隐患。流浪者的不良形象几乎使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合法化了。几乎每个社会都带着警惧的眼光，本能地回避他们。不论公开的姿态如何，每一个地方政府实际上都将他们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为了保护本地居民的安全和城市的“市容”，为了防止这些人给地方财政带来过重的负担，地方政府采取各类措施限制他们的活动，最终将他们遣送回原来的居住地，就好象是为了彻底忘却他们所带来的任何不愉快经历。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没有太大兴趣去关心他们的个人境遇和权利，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流浪者只是必须被解决的“问题”，而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需要遵守什么宪法限制。因此，在自己在生活上的不幸遭遇之外，流浪者还面临着法律的严厉惩罚和执法权力受到滥用的风险。 2017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打破了中国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沉默，激发人们反思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并探讨贫困救济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流浪乞讨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因而这些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事实上，西方国家也经历和中国完全类似的发展过程。在封建制度衰微和市场经济开端，流浪乞讨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引起政府的严厉管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流浪乞讨行为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贫困人口的待遇不断获得改善的同时，原先对流浪乞讨的严厉禁止被逐渐打破。到今天，流浪甚至上升为一种不能被政府随便剥夺的宪法权利。从管制到自由的漫长历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思维与制度上都经历了一个大转变，而这个转变过程对于中国处理自身的类似问题颇有裨益。 本文主要从美国在流浪管制问题上的宪法转变出发，探讨了美国宪法公民权与迁徙自由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1]美国的历史经验表明，迁徙自由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公民权(citizenship)的基本组成要素，是国家统一的首要象征。在一个政治与法律统一的国家里，公民的一项基本自由就是有权在他向往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对这项权利的阻碍，必然意味着国家在社会、经济乃至法律上的割裂。美国经验进一步表明，对于宪法权利而言，只有文本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美国宪法文本中并没有提到“迁徙”(travel)，而最后这项权利作为公民权的题中之意被引申出来；另一方面，虽然宪法文本明确提到了“公民”(citizen)，但流浪者的公民权却在近一个世纪内都没有得到落实。如果宪法条文不能付诸实施，那么再完美的规定都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最重要的是，司法机构必须赋予宪法条文以其应有的意义；否则，公民权、国家统一以及宪法为所有公民提供的平等保护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收容遣送制度的渊源——英国对流浪乞讨的管制 尽管流浪乞讨在西方历史悠久，它原先并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而受到法律管制。事实上，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乞讨是正当的。在漫长的中世纪，农奴在封建传统下没有人身自由和法律权利，但他可以期望主人为他提供基本福利。以封建庄园为主的经济秩序限制了社会的人口流动，因而流浪并不构成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由于在济贫法产生以前不存在普遍的济贫措施，乞讨是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