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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溯源 内容提要: 在我国，不少学者甚至法官都认为，“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可以上溯至罗马法的传统原则。实际上，罗马法虽然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但对后者绝非不救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记录了保罗（Pau-lus）、拉贝奥（Labeo）、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帕比尼安（Papin-ianus）等古罗马法学家关于法律错误的见解，其中以保罗最为苛刻。然而，恰恰是保罗的意见为后世的注释学派所采纳，又经自然法学派的加工才形成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尤其不适用于物的权属的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类型。 　　法律错误的问题横跨民刑两大领域。在我国学界，刑法领域的法律错误虽未见诸任何现实判决却意外地获得广泛的关注，而在民法领域，尤其是意思表示领域，尽管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极富争议的判决，却未能吸引广大学者的眼球，相关案例如下：张某（被告）在外驾车忘记带驾照，遂托友人李某为其送驾照。返回途中，李某和张某分别驾车行驶时与诉外管某的车辆相撞，李某死亡。张某误以为自己对李某的死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遂与李某之妻王某（原告）签订了补偿协议。事后，张某经咨询得知自己对李某的事故不需要负任何赔偿责任，于是拒绝履行补偿协议。王某遂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履约。一审法院支持了王某的请求，张某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自己理解法律错误，存在重大误解，要求改判。二审法院认为，张某和王某间的补偿协议有效，且张某对法律的理解错误不属于重大误解，据此驳回了张某的上诉请求。[1]对此，主审胡建勇法官在案件评释中写道：“在帝政时代的立法，将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认为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事实上的错误又分为重要错误和次要错误，前者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后者则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影响。罗马法中的错误范围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当事人的错误、标的物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几类……我国的民事立法应确立法律不应原谅无知之原则，明确地把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规定法律上的错误并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上述案例反映的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就属于法律上的错误，该错误咎由自取，不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在该案例中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的错误理解，而判决张某仍就其自愿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负履行义务。”[2]　　令人错愕的是，法官认为张某“咎由自取”的理由不是知法推定、私法秩序或动机错误，而是诉诸罗马法的传统。罗马法对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居然影响到了千年之外的中国的民事判决，并赫然成为法官价值判断的形成因素！学界中，主张法律错误不予救济的学者不在少数。[3]同时，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救济法律错误的阵容也日渐壮大。[4]如胡吕银副教授就主张，“法律服务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即使存在所谓法律服务的普遍性，也难以避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法律错误。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德国学理的区分法，依对法律错误发生的不同情形，分两种方式处理之，”即将“非直接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为补充当事人意思而规定的错误”作为不可撤销的动机错误，而将“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直接发生的错误”作为可撤销的内容错误。[5]　　无论学者对法律错误的态度如何，至少“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是源自罗马法的原则这一点几乎是定论，或者说是争论的理所当然的前提。[6]对此，从未有人抱有疑问，因为谁都未曾直观地展示过，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态。[7]“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在古罗马就已经形成了吗？罗马法上，法律错误一律不救济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救济的和不救济的都是哪些案型？法律错误在近代民法学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一、罗马法的“决疑论”特征和本文的方法　　研究罗马法时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因为罗马法有明显的决疑论特征。决疑论的思维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个案分析，即拒绝用一个抽象的规则统治变幻莫测的世界，构造上和英美法相近。正如古罗马法学家Javolenus所言，“市民法中，一切定义都是危险的。定义之后又不得不改废的不在少数。”（Javolenus, D. 50, 17, 202）因为情况稍有变动，法律概念或规则就不再适用。所以，罗马的法学家对概念形成持审慎的态度。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庞大的罗马法学著述中居然没有权利能力、物权、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等在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也不难理解创造出诉权actio、抗辩exceptio、禁令interdictum、原状恢复in integrumrestitutio等诸多救济方案的罗马法为何总也提炼不出“权利”的概念。[8]帝制时期，法学家基本都是政治家，被赋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