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科学还是艺术？.docVIP

自1954年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界定的“管理学”概念受到广泛关注、现代管理学由此诞生以来，围绕管理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1908年“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拒绝在课堂上教授科学管理这门课、认为管理只有在车间里才能学到的事件开始，就已经萌芽。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企业界也产生了大量的讨论，各种看法莫衷一是、令人眼花缭乱。 “科学”所指为何 日常工作、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多分歧甚至矛盾的产生往往与讨论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晰有关，尤其令人困扰的一种情况是：讨论双方理解的概念尽管字面上相同，但是各自理解的具体含义却不同。如此讨论，自然南辕北辙、很难开展建设性对话。 因此，讨论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何谓“科学”？在讨论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时，普遍暗含的基本假设是按照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也就是所谓“硬科学”框架与范式展开讨论。 硬科学的特点是：一是数学是其基本语言，离开数学就无法展开和进行实质性研究。二是由于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界无生命的客观对象，这些对象的行为具有高度重复性和稳定性，只要符合其一定条件，就必然出现其所预言的现象和后果。 硬科学框架与范式之所以被作为管理学（也包括经济学）这门学科“科学”程度评价的参考系，是由于硬科学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电灯电话、汽车火车飞机等创造发明，今天之人类社会与原始社会就没有任何不同，完全无文明可言。而这些创造发明主要是自然科学也就是硬科学的贡献，单靠写写文章、喊喊口号是无法实现这一切的。 可以说，硬科学对人类文明直接、巨大的贡献是近代以来国人重理工科轻文科之集体无意识的一大技术性根源。即使是文人气质浓厚、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数学科目不及格而语文优异的一代风流人物毛泽东也在给其子毛岸青的信中教诲，年青人还是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这一观点延伸到文革前后就是，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政治原因，对此存而不论。 管理能否“硬科学化” 毫无疑问，管理是有规律的，比如薪酬制度必须体现多劳多得，否则员工就不会认真干活，最后必然是《天下无贼》里面黎叔的一句话“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但是，规律是否一定就是硬科学风格的规律呢？管理学规律是否就一定能够、一定必须采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呢？回答是否定的。 如果按照“硬科学”所确定的“规律”标准对管理学规律进行考查，可以如是判断：管理学在整体上看是不科学的，局部上看是科学的。 为了避免“科学”一词可能引起的歧义，笔者建议进一步表述为：管理学在整体上看是不“硬科学”的，局部是“硬科学”的。 为什么说管理学在整体上看不“硬科学”？首先，管理面临的外部条件是不断变化、高度复杂的，管理问题涉及到的变量太多，很难通过数学模型进行高度确定的刻画、表达。在西方公司有效的管理实践、未必就对中国公司有效。即使是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必须不同调整过去曾经有效的做法，昨天有效未必今天、明天都有效。 对此国人记忆最为深刻的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在中国连遭败绩的往事。麦肯锡在西方商业世界取得了卓著成就，但是水土不服却使得麦肯锡为王府井百货（1997）、乐百氏（1997）、实达（1998）、康佳（1999）制定的咨询方案实际效果距离预期目标相去甚远。 当然，麦肯锡与上述中国企业之合作失败责任并不全在麦肯锡，但是显然表明了，管理研究与实践的高度复杂性。 其次，管理的主体和核心：人的行为很难数学化。人是管理活动中最积极最生动的因素，把人管理好，管理可定。但是，人和人性是世间最复杂的事情之一。个体在心理、精神、情感、思维方式、气质、性格、喜恶及价值观差异等等，都是采用硬科学方法很难描述的，而这些变量对管理实践有着显著影响。 至少在目前，人类仍然没有办法通过一套硬科学办法，对人的心理、行为、情感、价值观进行严格有效的测试和分析。实际上，即使在生活当中，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也很难做到心领神会、合作无间，何谈一个公司内部的同事与上下级？ 因此，管理是具体的、是实践的、需要因人制宜，随机应变。 其三，基层日常管理应该强调、也能够实现硬科学风格的程序化，而高层决策管理无法实现硬科学风格的程序化。对此翻开任何一本大学管理学教材都有很多阐述。对此也很容易理解：如果管理高层工作与基层管理工作都可以进行严格的程序化，那么高层与基层有何差异可言呢？又何必分出一个高层与基层呢？ 为什么说管理在局部上“硬科学”？ 企业管理的对象可以分为财、物、信息、人，在管理学上分别对应于生产管理（以及物流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分支。港台企业界称之曰“产、销、人、发（研发）、财”。 其中，财务管理、生产管理（以及物流管理）、信息管理等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模式的稳定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