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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范式转换 　　摘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推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实现四个根本的范式转换：从人治走向法治，将法治提升为治国方略，坚持法律至上、保障权利、制约权力；从扬善为主走向制恶扬善并重，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两者不可颠倒、不可偏废；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建构有限政府是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建立有效政府的共同要求。 　　关键词：政治文化；法治；人性假设；权利本位；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8722;0060#8722;08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两周，制度化于秦代，定型于两汉，承袭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流行数千年经久不衰，始终占据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主流地位，成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牢固的精神支柱与深层的文化土壤，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仍具有深远影响。推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本文拟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实现的四个根本的范式转换展开深入分析，以期对推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有所助益。 　　 　　一、从人治走向法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治论源远流长，且一直占主导地位。孔子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有无圣主明君，“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礼记?中庸)孟子同样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荀子在《荀子?君道》中更开宗明义指出“有治人，无治法”，即只有自觉致治的人，没有自动致治的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君主是超越于礼义法度之上的，礼义法度是约束百姓的。法度只是君主“牧民”“驭民”的工具，且法度依附于礼义。它赋予君主、圣人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与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推崇“天赋人权”不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倡导“天赋王权”。“夫君子之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君权神授，真正的君主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大德之人。自然的天或人格化的天赋予君主绝对的政治权力，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毫无权利可言。君权至上，可遍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国家权力为君主所私有，君主独揽国家立 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君主随时享有对官员和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民以君为心、君为民之本、官为民之主。儒家非常重视统治者道德教化的政治功能，强调统治者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把教化与否作为评判政治系统好坏的根本标准。“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1](26)务治民心是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道德教化是王道政治的根本标志。 　　人治的根本特征是权力至上，统治者意志至上。人治把国家和人们的前途与命运完全交给少数官员，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掌握。统治者支配着公共权力，权力依附于权力的拥有者，而不是处于其外的法律。“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2](39)人治之下，权力支配法律。它直接导致了法律与社会的分离，因为法律不体现民众的共同意志，不反映社会的基本诉求。民众不是基于保障自身权利发自内心地尊重和服从法律，而是基于权力的强制不得不服从法律。权力支配法律会导致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和消解，权力借法律之助，侵犯甚至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家也倡导法律的统治，但法家的法律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法家在倡导“法”的同时，将其与“术”“势”并列，正体现了人治的特征。法家认为，权术的应用是无条件的，不受法律的约束，当法与权术相结合时，法不再能体现法的精神，而只是权力的附属品和权势的工具，严刑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和强化君主的统治权威。 　　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是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至上的王权要求规则的绝对从属，其社会规则体系对统治者权力的奴隶般屈从是世所罕见的。这必然表现为法律的地位卑下和工具性质，法律只是权力的婢女，它仅是权力运行所依凭的工具，法律的废立仅在君主的一念之间。且法律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刑法领域。这意味着，用暴力维持社会秩序和政府生存是法律的首要任务。权力的绝对化和法律的卑微必然导致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情结。当法律不能承载个体对自身基本权益的追求，不能承载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等崇高价值时，“法律的统治”自然无从谈起。个体的正当诉求不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解决，转而求助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