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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环境史视野下“旧式”现代战争 　　[摘 要]战争环境史成为环境史又一兴起点。在环境史视野下考察战争，能让我们更加综合地看清战争的前因后果。以20世纪90年代的卢旺达内战和大屠杀为例，考察环境与“旧式”现代战争的互动，并与新式海湾战争作比较，分析从环境史角度诠释现代战争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环境史；现代战争；旧式战争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对地球的生态影响也更广更深，人类开始主导地球环境。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人类在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世界中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讽刺是，在消除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后，我们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1](p.796)人类决定自己的命运，按最符合自己的期望来进行选择，而不是根据怎样最能适应环境来选择。这一事实使得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对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史学反思，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的环境史兴起，环境史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概念”。 　　经过近半世纪的努力，环境史已被环境史学家们细化为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医学史、科技史等多种取向，而军事环境史被认为是传统环境史研究中缺失的一环，[2]战争取向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几年逐渐出现的研究趋势，成为又一兴起点。美国环境史学家在此研究取向上同样先行一步，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3]中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在讲述疾病对于人口和社会的影响时，已经涉及了殖民战争与环境（传染病）的相互影响。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名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4]中探讨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地理成因，将动植物驯养、粮食生产、病菌与军事征服连接起来。继而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5]中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过去社会与现代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战争被放置在更宏大的环境视野中进行考察。美国环境史学家埃德蒙?纳赛尔关注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影响，在环境史、社会史、科技史方面成果颇丰，他把军事史与环境史结合起来，开拓了战争环境史新领域，他的两部代表作品：2001年出版的《战争与自然》[6]和2004年出版的与理查德?塔克合编的《自然的敌人，自然的盟友：走向战争环境史》[7]，指出了环境史学家不同于军事史、科技史、文明史视野诠释战争的优势所在。国内，贾?也探讨了他认为尚未进入美国环境史学者视野的高技术战争[8]。 　　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互动”，战争取向的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则细化为“自然与战争互动”，而这里的“自然”不仅包括了生态系统中除人以外的其他部分，也包括了自然人本身。对核武器和核辐射的恐惧引发了大众对战争的生态关注，其后，战争和军事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进入环境史学家们的视野。联合国环境灾难专家阿恩?捷诺鲁谈论战争与环境时，总结现代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有：毁坏基础设施；对地表的化学影响；军队使用化学药品的后果；武器本身的影响；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庞大规模战争构成的特殊影响；战争造成环境问题的经济债务。也简单提及由于一些军事区域排除了人类居住，反成为多种生物生存的繁茂之地。[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现代战争的考察中，现代科技（军事和民用产品）在战争中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是学者研究的焦点所在。但是，在二十世纪末，在海湾战争这样的高科技高含量的“新式”战争发生的同时，也存在着相对低科技含量的“旧式”战争。 　　下面就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卢旺达内战和大屠杀为例，分析环境与“旧式”现代战争的互动，并考察从环境史角度诠释现代战争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 　　一、在环境史视野下考察造成卢旺达内战和大屠杀的原因 　　造成卢旺达内战和大屠杀的传统解释主要有：卢旺达存在长期的部族矛盾是历史原因，西方推行的“多党民主化”加剧了矛盾和对抗，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座机坠毁成为导火线，国际社会的漠视没有及时制止屠杀的蔓延。但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卢旺达人自身，是什么使得卢旺达人受到极端者的蛊惑，以最血腥的方式“杀死了卢旺达人”，如何用部族仇恨来解释胡图族人杀死的不仅仅是图西族人？又如何用政治阴谋来解释普通人也陷入血腥的疯狂之中？我们在环境史视野下考察这些疑问，非传统诠释能让我们更加综合地看清是什么导致了卢旺达内战与大屠杀： 　　第一，旺达位高密度人口与土地短缺的矛盾。卢旺达面积26338平方公里，独立前人口仅有约300万，独立后人口增长，至内战前人口大约84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300人，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没有剩余土地可供年轻人独立成立新家庭，使得被依附的父辈家庭压力的增加，所拥有的土地被不断分割。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家庭压力使得人均农田面积急剧减少，土地争议带来了家庭的纠纷和贫困者的犯罪。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