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争对阮籍咏怀诗影响.docVIP

儒道互争对阮籍咏怀诗影响 　　 阮籍，字嗣宗，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建安文学之后正始文学时代的诗人，“竹林七贤”之一。当时正处于魏晋之交的时代，种种战乱、篡夺使社会不安定、不可信赖，时代是黑暗、没有希望的。所以当时许多文人对现实失望的同时又在现实的迫害下无可逃避，只有过着放浪、恣睢的生活。阮籍、刘伶、嵇康等人，耽溺于饮酒，以酒忘忧，以酒避祸。这些文人中最出名的便是“竹林七贤”。然而在这种政治异常混乱的局势下，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名士，很少有能保全自己的，不是同流合污，就是悲惨罹祸。于是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为自保也为避世而寄情于饮酒酣醉。山涛和王戎萦心于名利，最终还是出来做官了，刘伶就终身放浪形骸，而嵇康则因个性过于孤傲激切招至杀身之祸。只有阮籍既不肯依附权贵，苟且偷生，又想在乱世中得以保全自己，所以在“竹林七贤”中，他说内心最为矛盾、痛苦的一个人。庄子的逍遥旷放与儒家的疾恶如仇承担重任互争，个性与求生相抵，使他处在矛盾与悲哀的感情之中，这种痛苦又无法诉说，只有用诗文抒发内心的零乱悲苦。? 　　阮籍具有双重的人格理想，既想成为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建功立业，“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咏怀》三十八）；又向往庄子逍遥世外的人生境界，“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大人先生传》）。? 　　阮籍也认真地研读过儒家经典，以求取功名：“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十五）。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岂为全躯士，效命多疆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行。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三十九），表达要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赢得青史留名。然而随着政局的剧变，阮对现实失望，胸中豪气渐消，用世之志益减。由研读儒家经典到喜读《庄子》、《老子》，从希冀功名到寻求自放，追求个体自由的道路。,然而，正像鲁迅所说：“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在他看来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便沉湎于酒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又疑惧老庄的齐生死之说，这样，安身立命的价值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也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傍徨迷惘的“失路”之叹：“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咏怀》其五）人生在阮籍笔下，被描绘成极端不自由的，而且毫无出路的存在：“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飘云日间，貌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咏怀》其四十一）倾诉了作者才智难施，求仙不得而又不愿随波逐流的苦闷心情。这种无路可走的情状使他产生了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心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惟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其一）诗人夜里不能入睡，起床独坐在空荡荡的堂上弹琴遣怀，寂寞枯索之中，传来野外失群的孤雁在呼唤伴侣，林中惊慌的飞鸟在寻找归宿。这其实是诗人孤独心境的写照。? 　　阮籍反对虚伪的名教而崇尚自然，对司马氏的篡夺表现消极不合作。但他并不是主张真正废弃名教，在他内心是要维护真正的名教。他崇尚自然，却不愿完全放弃名教。他的放诞，是以背离道德来追求道德，只要是发自真情，完全可以抛弃虚假的形式凭自己的性情来做。《晋书阮籍传》说阮籍的狂放蔑礼是“外坦荡而内淳至”，说明阮籍的行为皆出自内心，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包裹的内核。鲁迅是透彻地看出了这一点的：“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司马氏及其党羽篡夺朝政，迫害异己，正是打着名教礼法的旗号做着违背礼法的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