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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机制研究中经济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伊始，有关其性质和命名的争论就从未停息。从强调相对于古典文学之新的“新文学”；启蒙论与阶级论相抗争的“中国现代文学”；到凸显文学自主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再到宽泛而模糊的现代性视角的引入，在关于自身性质与价值判断的不断更新中，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既释放出历史阐释的巨大思想活力，又在命名的不稳定性中包含着自我颠覆的危机。 　　 面对这样的困境，解决问题的可靠路径，就是重回历史现场，梳理出自身的历史生成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运作机制，重新为自身的命名奠定坚实的历史依据。循此思路进入历史，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孕身于两个具有不同历史生成机制的时段当中：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有了这样两个不同的时段，为重新进入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在相互参照和相互发明中为我们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诸多症结留下了极大阐释空间。其中的症结之一就是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民国时代恰好处在传统农业经济和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联中完成了自己的转型。民国时代的作家有什么样的现代经济生存体验？以现代出版传媒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市场为作品的流通提供了怎样的生存空间？被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为作家形成了哪些有别于传统的现实兴奋点？现代经济体制怎样激发人又如何压抑人、经济作为社会存在的要件之一又怎样赋予现代文学别样的审美意味？由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青年学者发起成立的西川论坛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于2011年12月18日至19日，在云南蒙自的红河学院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专题研讨“民国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 　　 一、经济体验与文学书写。作家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生体验和他们的文学创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是与会者关注的一个焦点。王学东（西华大学）以鲁迅为中心，认为现代作家以自己生存体验为基础，在他们的“经济意识”中，他们一方面以“中性金钱观”赢得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又在争取“经济权”的剧烈战斗中，释放出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而正是??围绕经济权的搏斗中，不但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而且在开辟现代新人生的过程中，为如何“立人”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李金凤（四川大学）详细考察了经济生活的窘境怎样限制和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而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又怎样反作用于自己的经济状况，从而为我们理解现代文学家别样的人生历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王玉春（大连理工大学）考察了现代作家开启的“生之艰”启蒙现代性叙事与自我生存困境形象建构之间的关联。而近年来以陈明远为代表的当代学人对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们，“年可坐得版税万金”的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与生存状态的细致考察，为我们理解五四文学提供了多重的经济视角，从而丰富了我们理解五四文学话语的多重历史逻辑内涵。张武军（西南大学）以历史发展和地域空间的变化为纵横坐标，聚焦于抗战时期作家群体所感受和体验到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方式之间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作家的人生体验和文学创作。研究者不但关注了文化中心地区的经济状况和作家创作的多重联系，而且对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文学发展的关系也作出了开拓性的发掘。胡昌平（塔里木大学）考察了民国时期不同阶段新疆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文学生产之间的联系；卓玛的（北京师范大学）考察了青海湟源经济繁荣和湟源新诗学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出版传媒之下的文化市场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完成现代转型，和以出版传媒为基础的文化市场的形成密不可分。现代出版传媒彻底改变了文学生产、流通、接受、传播的方式，使得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现代职业成为可能。那么通过对文化传媒市场的考察探讨民国时期的经济运作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解现代文学生产空间的必由之路。王琳（四川师范大学）从图书出版的角度透析晚清民初公案狭义小说得以兴起的生产体制以及作品自身的变迁，进而辨析了晚清民初时期小说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李直飞（四川大学）以早期《小说月报》为中心，探讨了其影响力中的经济因素、稿费收入影响下的文人心态的转型、广告宣传与作品传播；王永祥（四川大学）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中心，考察了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汤巧巧（西南民族大学）分析了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之间小资本与大“创造”之间的博弈，认为民国出版业的民营性质，特别是民间资本对于现代文学的风格多样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文学创作路向的转变。如果说人生境遇中的经济问题和作品流通的文化市场是现代社会中文学生产的必然遭遇，那么民国历史中经济波动的历史情境，则使经济凸现为文学创作和自身塑形无法绕开的问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将中国卷入全球经济的多重利益争夺中，由此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分化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