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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彦涵《讲话》精神践行者 　　彦涵（1916―2011），江苏东海县人，著名的美术教育家，版画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美协第二届理事、第三届常务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作品有《彦涵木刻选集》《彦涵版画集》《彦涵画集》《彦涵中国画集》等。彦涵曾说:“只有理解人民的思想感情及其生活、斗争，才能真切地反映到艺术作品中来，才能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这不仅是彦涵对艺术与生活、与人民关系的深切体会，也是他艺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1938年，刚到延安的彦涵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同年秋天，他参加了木刻训练班。在结束了三个月的学习之后，彦涵参加“鲁迅艺术木刻工作团”到达了太行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彦涵回到延安，在鲁艺认真学习了《讲话》。至此，彦涵走上了自觉践行《讲话》精神的艺术道路。 　　在太行山上 　　巍巍太行雄浑壮阔，朱德在《太行春感》中这样形容太行山：“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在高大、威严、庄重的太行山上，对国家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烽火四起的抗战热潮，成为了吸引一批批革命青年欣然前往的动力所在。1938年的冬天，彦涵与胡一川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鲁迅艺术木刻工作团”，和作战部队一起东渡黄河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冬天里寒风凛冽，黄河水冰冷刺骨，他们却不惧长途跋涉，还先后在山西永和县永和关口、离石县双池镇举办木刻展览，对群众进行抗日动员和宣传。他们一路上不仅播撒了抗日的思想火种，而且磨练了他们的斗争意识和作战毅力。同年底，彦涵等一行人到达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太行抗日前线。 　　在这里，青年彦涵度过了太行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四年，四年中他不仅坚持创作，还参加战斗。1939年，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正处在反“扫荡”的困难时期，鲁艺木刻团的成员也因此被分派到各个岗位上参加抗战宣传工作。罗工柳、杨筠被调到《新华日报》（华北版）担任美编工作；彦涵随同胡一川、华山受命继续开展木刻巡回展览，他们先后在沁县铜川中学、长治县等地展出木刻作品，得到了群众和部队领导的好评。同年4月，木刻团成员都集中开始从事报社的美术编辑和刻制版画的工作。期间，他们出版了《敌后方木刻》画刊，深受人们喜爱。但出版仅仅四期，就因为根据地缩小、机器受损、纸张短缺等困难而停刊。 　　1939年12月，中共北方中央局在长治民族革命艺校的基础上，在武乡县王家峪建立晋东南鲁艺分校，彦涵被调到这所学校从事教学和开展木刻创作。1940年4月，艺校校长李伯钊决定成立“木刻工场”，并委任彦涵负责。工场共13名成员。彦涵被授予连级场长的军衔，配发了土造马枪一支，子弹五发，他真正开始了一手拿枪、一手拿刀（刻刀）的战斗生活。木刻工场的首要任务是刻制领袖像，以供部队印刷宣传使用，《彭德怀将军在抗日最前线》就是彦涵担任工场场长时候的作品；其次是创作时事宣传画，如英雄故事的木刻连环画和新年画等。 　　1940年初，在山西省泽州县下河村召开了部队晋东南文艺界座谈会，朱德亲临会场，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为抗日多写多画。彦涵等人立即确立了创作新年画、开展抗日宣传的主张。这时，鲁艺木刻团和艺校木刻工场共同创作了一大批新年画，如胡一川的《军民合作》、罗工柳的《抗日人民大团结》、彦涵的《保卫家乡》《春耕大吉》等。这些彩色年画内容新颖，贴近人民生活，一经出售便被抢购一空。彭德怀得知后还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 　　1941年春，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晋东南美术协会和木刻协会，同年夏天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大会时，彦涵创作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前线》还被授予了美术一等奖。这无疑是对彦涵长期以来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肯定，亦是对彦涵等一大批木刻工作者的鼓励，充分体现了木刻艺术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广泛影响力和受重视的程度。在此之前，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参观木刻工场的时候，彦涵还把这幅作品的原作赠送给了彭德怀夫妇。 　　1942年，彦涵曾调去一二九师《战友报》做编辑，刻插图，还幸运地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同年5月，日军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木刻工场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有三名成员牺牲。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彦涵率领木刻工场成员翻山越岭与敌人进行周旋，却从未放下手中的刻刀。他是用刻刀作武器的啊！同年秋，太行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彦涵被调回了延安。 　　重回延安 　　经过长途行军，1943年初彦涵又重新回到延安，在鲁艺美术系任研究员。他开展教学工作的同时，仍旧坚持进行木刻创作。 　　这时延安文艺界正处于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潮时期。彦涵认为，当时木刻界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中国新兴木刻受西方形式主义的影响较重。彦涵的观点和毛泽东对于延安文艺界的认识是相通的。《讲话》中描述了根据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