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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合度”下忿烈与夸饰 　　摘 要：2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评论》中大量的翻译批评文本，关涉其时翻译的质量、标准、译者学养及译界的学术语境等的探讨，在“不尚攻讦”的批评态度下却有着忿烈、夸饰的批评气质，并体现出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在学理上的贡献与缺失，显示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翻译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的气质风度。 　　关键词：《现代评论》 翻译批评 “ 五四” 文学批评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迫切地取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主动地开眼看世界，以求在中西的碰撞与对话中寻求自身新变与出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趋向下，近现代西书翻译日益频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翻译活动的规模和声势超过了近代任何时期，哲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也呈现出广译西籍的开放态势。译事商榷、批评及译学理论的建构也逐渐展开并走向深入。在这一过程中，有着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们以其在翻译批评上的学理和语言优势，更为主动、广泛地参与进来。其中，曾留学欧美的“现代评论派”成员们也以《现代评论》为阵地，对于20年代的翻译活动作了多维度的批评，并由此体现出20年代中后期翻译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的诸多特征和风貌。 　　创刊于1924年12月的《现代评论》，由其时一部分有着留学欧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是一份以政论时评为主、“包含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技各种文字”的综合性同人刊物。虽然其《本刊启事》宣布了“本于学理和事实”、“不尚攻讦”的“本刊态度”，胡适、徐志摩等学者型批评家也表现出了平和的批评智慧和一种“深刻而温文尔雅”的英美派绅士风度，但在激进的时代风潮和略显偏执的心理氛围下，《现代评论》上大量的批评文章却又背离了该派自由主义文学观之下兼容并包的批评原则和从容恢廓的批评姿态，更多的是普遍忿烈而夸饰的批评文字。就其中的翻译批评而言，《现代评论》四年间的９卷209期中，共有四十余篇译事商榷文章。针对“五四”译界的谬妄和荒芜，这些批评文本以指摘即批评攻击居多，而匮乏正面的理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流于一种“筒单的趣味或尖酸刻薄的消遣。” 　　??对“五四”以来规模浩大而又混乱、热闹而又芜杂的翻译风潮，译品批评家们较多地注意到了此期译品在“量”的优势下，却是“质”的良莠不齐。并以“冷笑家”的姿态发表了忿烈的批评：“近来国内翻译的东西真是糟到不成样子了”，“近来翻译界闹出来的笑话，已经可以搜成专集，出一部三寸厚的《滑稽笑林》了”等等。在直接针对译品的17篇“书评”中，仅有朱经农评沈性仁女士翻译的《人类的故事》一篇，为褒扬性的文字，称其“原书和译文，可称双美”。此外各篇都或委婉或激烈地指摘了译界劣译的泛滥。对于译界标准的驳杂和混乱而导致的种种“死译”、“胡译”，批评家们也无奈而又鄙夷地指出：“要找一个正确的标准，真是难乎其难了。”“现在我国的翻译能做到‘信’的，还不要谈‘达’、‘雅’，已经是凤毛麟角。”以至于外国人的作品似乎翻成中文便成不幸。 　　如果说批评家们对翻译标准的检察还较为客观的话，那么对于译者学养不足而劣译甚多的状况，评者则更多地带着主观情绪、直白而尖刻地指摘：“现代中国……译着上句不知下句说什么的人多得很呢！”或是“许多从事翻译的人，志在名利……译出来不通，他尽管大胆去译”，结果“十有八九不堪属目”。同时，对于劣译泛滥的另一个能动性因素――出版界的责任，批评家们更是在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们指出，无论是著述界还是出版界都奉了“经济”的信条，前者成为“文丐”，以文章来卖钱糊口；后者成为“著述界的蠹虫”，把出版当作投机事业，淋漓尽致地展示着“中国书贾的凶恶”。如：商务印书馆等都信奉“发财主义”，“害得中国的译书界，须多请‘刻薄鬼’打针”。 　　上述批评文章虽以指摘和检察居多，但也有不少评者发表了改良译界的诸多建议。如有论者提倡设立译学社，“以大规模之组织，专事译书。”又有论者提出了一整套从译书、印书、到发行的措施。此外，有论者从批评界自身着手，希冀《现代评论》能以建设的批评精神，“多做批评、介绍中西文艺的功夫”。更为可贵的是，部分评者以更高远的学术眼光，将其时的翻译活动放置于整个学术语境中，来探讨译界因为学术饥荒和学术精神缺失而呈现出的荒芜和乖谬。他们指出其时学界的趋势是“重编译轻研究”，就连批评界“最高的论调也不是说新出的书缺乏充分的研究作根据，只是恨这些书的文字未尽雅洁。”难怪乎著述家们做了“贩卖艺术品的商人”和“大书贾们的佣工”。 　　不过，就整体上而言，《现代评论》翻译批评中学理深厚的正面建设文章并不多，即便是本于学理事实的改良译界之见，也主要涉及翻译的“外部研究”，却少有翻译的“内部研究”，诸如对翻译方法、语言、句法等进行深刻探讨的译学见解，因此理论建树不大。更多的还是普遍缺乏“充分的同情”和“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的指摘。尤其是其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