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话中与修辞批评有关批评方法.docVIP

第四章 中国古代诗话中与修辞批评有关的批评方法 通过诗话品评诗人与诗歌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清人沈 真在《莲坡诗话·跋》中总结说，诗话的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是“论作诗之法，引经据典，求是去非，开后学之法门” ，一是“述作诗之人，彼短此长，花红玉白，为近来之谈薮” 。（《清诗话》上册，519页）这一总结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只是从今天的眼光看，诗话第一部分内容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作品阐释方面而不在于其创作指导方面。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家极少空谈创作，而是把创作经验建立在大量的作品分析的基础上的。而且，许多时候，诗话作者的真正目的在于品评作品，指导创作要么仅仅是一个姿态，要么干脆被放在一边。而诗话中的人物轶事，也紧紧围绕诗歌创作以及文人间赠诗、论诗、改诗等活动，其中常常引用大量诗歌作品，并进行或长或短的点评。在这些故事里，重要的似乎不是人，而是诗，或者说人已经对象化为诗。诗就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诗品就是人品、官品。至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诗话作者通常是不感兴趣的。因此，中国古代诗话实际上可以更直接地归结为谈文本语言形成的“何以言”和对文本语言进行分析评价的“言如何”这两个话题，其中文本是真正核心。 就其批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诗话中采用的围绕诗歌语词、句法、格律、篇章而进行的文本分析、以及对文本间性的分析、作品风格的分析、诗歌用事的分析、诗病的分析、比兴方法的分析等等，都属于修辞批评的范畴。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些方法进行介绍。 围绕诗歌语词选择而进行的文本分析。 翻开中国古代诗话，可以碰到大量的涉及诗人炼字的典故。在这些典故中，有些流传极广，如 “吟安一个字，搌断数径须” 的名言、“推敲”的故事、“一字师”的故事、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诗的修辞选择的故事等等；还有许多典故则不太为一般人所知，却同样是很有理论内涵的。如北宋蔡 《四清诗话》中有一则宴元献为人改诗的记载： 二宋俱为晏元献殊门下士。兄弟虽甚贵显，为文必手抄寄公，虽求雕润。尝见景文《寄公书》曰，“莒公兄赴镇圃田同游西池，作诗云：‘长杨猎罢寒熊吼，太一波闲瑞鹄飞。’语意惊绝，因作一联云：‘白雪久残梁复道，黄头闲守汉楼船’”。仍注空字于闲之傍，批云：“二字末定，更望指示”。晏公书其尾曰：“空优于闲。且见虽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语健。”（《中国历代诗话选》第353页） 这些故事表明了中国古代诗人实际上有着足够的修辞自觉意识。 对于诗歌的语言运用，中国古典文论家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是站在贬“辞”扬“意”的立场上，认为作诗的关键在于捕捉诗人内心真实、微妙的思想与情感（意），为此不应该过分看重创作中词语表达这一环节，诗歌语言越朴实无华，越自我收敛，越能凸显语言背后的意义；与此对应，读诗的关键也就在于把握作者语言背后的思想与情感，为此，甚至应当越过语言直奔意义（所谓“得意忘言”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相反的观点。如唐代著名文论家郊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或曰：今人之所以不及古者，病于丽词。予曰不然。先正诗人，时有丽词，“云从龙，风从虎”，非丽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非丽耶？……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真奥之思。（效然《诗义》《中国历代诗话选》第51页） 在这里，效然虽然并没有否定“意”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但他也没有因为强调“意”而忽视语言表达，而是强调精采的思想与情感必须借助于精采的语言才能够得到表现，而精采语言的获得往往来自于诗人对语言的提炼与选择（所谓“苦思”），这与那种推崇语言表达的自动化的创作观点直接对立。在《诗式》中，皎然把这种意思表达得更明白： 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在皎然看来，自然不过是诗人的修辞效果，自然的背后恰恰包含着诗的苦思。也许，效然这里表达的意见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而言更为内行一些。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诗话中，这也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意见。郊然之后，宋代周紫芝说，“士大夫学渊明作诗，往往故为平淡之语，而不知渊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读山海经》云‘亭亭明王干照，落落清瑶流’，岂无雕琢之功？”（《竹坡诗话》《中国历代诗话选》430页），吴处厚也说“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青箱杂记》，《中国历代诗话选》第185）。作为“辞达而已”这一意见的对立面，强调语言表达的重要性的声音在中国古代诗话中从没有断绝过。而通过对诗歌的词语运用进行分析来破解诗歌文本中的修辞技巧，遂成为中国古代诗话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批评视角。可惜的是这种视角常常被20世纪中国的古文论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