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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姻法与传统婚姻制度的相互作用 　　1950 年 5 月 1 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 　　这部婚姻法的颁布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它所确立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等原则与制度将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婚姻制度彻底打破，确立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婚姻制度。这部婚姻法体现出了强烈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济弱”色彩。新婚姻法所面对的是业已成熟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婚姻制度，后者在中国城乡占绝对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00 年,甚至可以说持续到 1950 年”。这种婚姻“合二姓之好”，“乃家庭制度下婚姻必然之结果。盖以婚姻为保持并延续家族之手段也。故古谚曰：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家族的延续乃婚姻之主要目的，女性在这其中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她们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婚姻大事全凭长辈或者长兄的安排，出嫁后亦要接受婆家的管束。当传统的婚姻制度遭遇新婚姻法颇为激进的思想后，必然会碰撞出火光。为了了解清楚新婚姻法与传统婚姻制度是怎样“相互作用”的，本文以陕西省商洛市档案馆中 1950 年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婚姻案件为研究对象，从个案中寻求答案。 　　一、买卖婚姻与传统聘礼文化 　　1950 年边区买卖妇女的情形比较普遍，包括未改嫁的寡妇，甚至部分情形下小叔子亦会“出卖”自己的嫂子。祁明、白振江妨害婚姻自由一案中，陕西省人民法院宝鸡分庭针对祁许氏婚姻案批答（1950 年 11 月 10 日批字第 229 号）中提到：“现在新解放区乡间卖寡妇的恶习还是很普遍的。”通常，将寡妇卖予他人是以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由于寡妇与未嫁女不同，她们普遍比较“廉价”，一般是以小麦等生活资料为等价物，祁许氏婚姻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而许氏婚姻案也反映出了新婚姻法令对寡妇自由选择婚姻道路的重要意义。但像祁许氏这样的寡妇毕竟还是少数，通常情形下，她们一方面深受传统寡妇“立节守志”思想的影响，不愿意冲破这个思想枷锁；另一方面从外界而言，不论是言论上或是行为上，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部分寡妇选择再嫁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这包括了生活的艰辛、娘家的虐待、新婚姻法令的影响以及逃避被卖等。祁许氏选择自主婚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愿被祁氏兄弟变卖。从案件材料可知，“祁明想卖她，要的麦子太多，几次都说不成”。也就是说，祁许氏是在被卖几次后才萌生了选择自主婚姻，即高呼“要自由去”，她最终作出这样的决定可见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寡妇再嫁后，尤其是被卖予他人后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很低，是要“当牛做马”的。在祁许氏婚姻一案中，对于相对比较清楚的案情，当时分别受案的麟游、永寿两个法院居然会因为意见不同而向陕西省人民法院宝鸡分庭请示，从后者对前两者批评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边区基层法院在面对新婚姻法令与传统婚姻文化碰撞时举棋不定并试图从中寻求和谐的尴尬。这里有个有趣的信息，即祁明等人数次欲卖祁许氏，均因要“价”过高而未成，法院的判决对此均未加以评论。同样是发生在 1950 年的王生华、马芝兰妨害婚姻一案中，因马芝兰的母亲马珍将女儿以 1.6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被上诉人王生华，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写道：“马珍贪图 1.6 万元之婚礼，因离乡背井，并生活窘迫，暂不没收，以资救济。马珍违背婚姻自由包办，应受批评。”马芝兰的母亲将自己的女儿以变相的方式卖给了他人，所得费用用以支付基本的生活开销和还债，这其中也有媒人王天才从中做媒。马芝兰在笔录中称“：当时因生活所迫，经我母做主，王天才、蔡家堡介绍，始与王生华结婚，当初送了聘礼。”可见马芝兰是不承认她与王生华婚姻缔结过程中存在着“买卖”关系，其母亲马珍只是“做主”，这在当时而言颇为正常。如果说王生华、马芝兰妨害婚姻案中马芝兰的母亲马珍将女儿以 1.6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被上诉人王生华的性质不易判断的话，发生在同一年的魏碎元妨害婚姻自由案中涉案当事人张仁花父亲的行为则相对清楚了许多。 　　张仁花与前夫苏世荣离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与秋友生谈婚论嫁，约定由秋友生提供 90 个白洋、三石麦作为聘礼，而前者实际上给付了 15 个白洋、一石七斗麦另加一两烟土（鸦片烟），之所以会给烟土是因为张仁花的母亲有吸食大烟的恶习。如果聘礼仅仅涉及了小麦或者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话，其属性不容易判断，不同的是，魏碎元妨害婚姻自由案中涉及的聘礼不仅有远远超出当时边区普通聘礼范畴的较大数量的银元，还涉及了当时政府明令禁止流通的大烟，这就让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二、婆家对寡妇的“占有”、“处分”权 　　吴克福、吴怀兴妨害婚姻自由案当中，被上诉人之一董木金的经历在当时颇具代表性。董木金 17 岁时嫁给了吴春华，六年后吴春华去世，董木金为吴春华育有一子。吴春华过世后，吴家经常打骂董木金，并将董木金赶出家门。在此情形下，董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