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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脉络与实践反思 　　在当今诸多“中国式”问题中，毋庸置疑，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构成一个常项。面对老大难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公益诉讼被寄予殷切厚望，并被纳入《民事诉讼法》和新《环境保护法》，但正名后的制度适用却远未步入平川，立法之于该制度的生发运作与其说是环境“胜利的里程碑”，毋宁说只是揭开了棘手问题的表层。虽然，2014年修订《行政诉讼法》时，没有确立包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是我们有必要保持冷静，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进行辩证反思，以照亮环境困境中那“隐藏的深处”并将其“连根拔起”，而其首要任务则是理解环境行政和环境司法之既有生态，仔细甄别、厘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能”与“不能”。 　　期待与误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裂变 　　随着松花江污染、紫金矿业污染、渤海湾石油污染、华北地区雾霾污染等污染事件的爆发，环境安全不仅成为普罗大众的沉重记忆，也成为学术研究的持续热区，而行政公益诉讼，特别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凭借其许诺的优越制度价值及成功域外经验，经由学界传播已然成为新的热词。在价值功能上，学者们认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以预防环境损害、矫正行政“失灵”、促进环保政策、生成环境权利等，故具有极强的可欲性。 　　实际上，学者关于该制度的功能叙说沿着大众化路径被广为传播，构建环境公益诉讼逐渐演变为大众话语。也许是人们对现状过于不满，迫切地需要用实践来“证实”理论，公益诉讼并没有沿着理论的界定被讨论，这从近年发生的并被媒体解读为公益诉讼案件的报道可以看出（表1）。 　　在食品安全、尘肺病人、大气污染、过路桥费成为社会热点的社会背景下，表1中的案件无疑让公众眼球一亮，这些案件犹如一场社会代言，其影响确实超出个案本身，不仅“好事者”的原告成为斗士和英雄，这些诉讼也被误读为公益诉讼。但这些案件无论是在起诉资格抑或诉讼请求方面和其他行政诉讼案件并无任何不同，换言之，它们是社会需要的诉讼，但并非现行行政诉讼体系所需要的行政公益诉讼。这种不经意的传播裂变，事实上对于真正的制度构建产生了诸多误导：其一是模糊化的概念消解了知识交流的统一性和有效性，无论是对于“公益”还是行政公益诉讼，当前的很多讨论都是各自言说，导致制度的理论论证十分散化，人为加大了理论的复杂性；其二是将本非属于司法程序的贡献不准确地嫁接给司法，造成人们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价值功能期待过高，增加了立法、司法和公众的沟通障碍。 　　探源与成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谱系考察 　　探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脉络和制度定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脉络。 　　在理论上，公益诉讼始终和原告资格理论的发展相联系。虽该制度可追寻到西方古罗马时期，但和古罗马历史一样，历经辉煌却难逃湮灭。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强势兴起，这一进程塑造了新的法治世界观，并产生了旨求纠纷化解的司法理论及制度，在起诉资格理论中，西方早期奉行“权利直接损害”、”法律上利害关系”说，这事实上是一种认为社会、经济安排皆源于自主行动的社会观在司法上的反映。该社会观随着20世纪下半叶后行政国家的兴起逐渐瓦解，此时国家对社会事务进行了几近全面的接管，环境等公共秩序的失范也因之具备了可归责于行政的条件，公法诉讼不仅在范围上得到扩大，在功能上也更多地指向促进社会进步。该时期公法诉讼在起诉范围上也由内在指定（ExogenouslyGiven）变为当事人和法院重塑，事实探究由历史性、司法性变为预期性和立法性，救济由个案损害填补变为不特定的后果预防，诉讼客体则由当事人纠纷变为公共政策实施。该时期诉讼法理论最重要的变化就在于扩大原告的资格范围，通过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以实现最佳、最均衡的社会公益，行政公益诉讼由此确立了正当性。在环境领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论证则更是得到了学者的热烈回应，并形成了公共利益理论、公共信托理论、利害关系理论、私人检察官理论、纳税人权利理论、基本权利理论等形色各异的理论，这些理论为该制度（作为整体公益诉讼中的一部分）在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开道先锋的作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定位 　　原告资格的开放性和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决定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普通环境行政诉讼的基本区别，其起诉目的直接在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非间接产生公益效果。根据行政行为的不同形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以分为：不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违法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镜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试水”检讨 　　案例1：2009年，因贵州省清镇市百花湖风景区内一烂尾楼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中华环保联合会向清镇市国土局发送律师函，建议其收回该宗土地使用权及地块上全部建筑物和附属物，该局未作行动回应，原告遂起诉要求国土局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全部建筑物和附属物。被告应诉后主动作出收回决定，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