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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战争”与和平 　　这一次从欧洲回来，距我上次去已经5年了，那时候李子云阿姨还健在，我特地送给她一种奥地利咖喱芥末混合味道的沙拉酱，她高兴地用来请人喝下午茶。如今她已在一年前远去了，但是我走在欧洲硌脚的石阶路上，依然时时地想起她。我最想告诉她，在欧洲，年轻的女孩子并不是唯一最靓丽的风景，因为她们同全世界是一样的，青春、活力，穿着混搭、时尚。而上了一定岁数的女人倒是各有各的景色，尤其与中国女人不同的是，老太太们不拒绝拐杖，拄着一根stick在街上信步别有风度。李子云阿姨在临去世前几个月跟我说，她走路已经有困难了，要托人去日本买折叠的拐杖，这根买回来的拐杖最终她没能用上。 　　美食、服饰及一切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沾边的话题，是我与李子云阿姨谈话的重要内容，但这远远不是全部。让她晚年颇为开心的是拥有不同年龄段的大朋友、中朋友、小朋友，这一点对于我们家族同样受用，她得意地对她的朋友竹林说，我跟夏衍家三代人都很要好，在与沈芸（第三代）的沟通上也完全没有问题。的确，这是她的本事。 　　我第一次见到李子云阿姨要上溯到1976年的秋天，当时我的爷爷尚未“解放”，我家的小孩子为了躲避“唐山大地震”去了上海，根据李子云的描述，她的母亲看见我后讲，这孩子是个美人胚子，而听了这番话的我表现出了得意飞扬。我一直都怀疑这其中有李子云为了要说明我从小就会“得瑟”进行的艺术创作，还没上小学的我听得懂“美人胚”的意思吗？最要命的是我至今对李子云的母亲毫无记忆，我全部的印象来自于高挂在她房间里的那张她母亲的照片，那才是个真正的美人呢！精致、优雅、严肃，甚至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更糟糕的是我连李子云长什么样也不记得了。 　　我对她最初的记忆是在1979年的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她作为上海的代表来京开会，而我们家她是一定要来的。某个上午，她要来的消息上了爷爷这一天的议事日程，小孩子们不许吵闹。那天中午放学回家看到了走进我家正房的李子云阿姨，说实话，我没觉得她像后来很多人形容的那么漂亮，反而认为很普通：齐根短发、边框眼镜、挂在上身的“一字领”浅白罩衫和垂至脚面的深色裤子，在那个年代再平常不过了，毫不夸张的说是标准的“女干部”打扮。现在想起来，“拨乱反正”初期的上海要比北京闭塞落伍，连一贯爱美的李子云也不能幸免，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在我们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大家共同渡过了艰难的“文革”岁月之后。 　　用李子云自己的话说，她年轻的时候，在我爷爷的一些同辈人眼里，是个“严肃的马列主义小姑娘”；到了八十年代，海外的一些女作家初入大陆时，会将她这样经历的人看作是中共的“女匪干”；九十年代中后期全社会向商业转型，李子云华丽地一转身，成了围绕在她身边小朋友们的“小资教母”。这一轨迹是属于李子云的个人印记，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社会60年来的时代变迁。她的后两个阶段是我亲身感受和经历的，而五六十年代有着“少共精神”（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李子云长得什么样？我也一直充满着好奇，在她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里有几张那一年代的照片，的确是个漂亮人物，与容貌相比，她的神态更为吸引人，眼神向上瞟，嘴角往上翘，飙劲十足，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一副“不愁嫁”的表情。关于她的“不嫁”，外界多有传闻，其实一点也不复杂，李子云的母亲在晚年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婚恋观”评论道：“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只会搞对象，不会谈恋爱……这并不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世上难得有几个人讲得出这么透彻的道理，既经典又现代，令我极为震撼。有这样一位母亲的“给力”，李子云不轻易“言嫁”是顺理成章的。 　　王蒙有过一说，夏衍是高度被政治化的，却保留了自我的私人空间，没有被彻底地政治化掉。我想他的这一准确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李子云。爷爷的“四合院”门一关，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在那里面长大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浑然不觉，而在爷爷的院子里却是像杂草一样地自由生长，这是只有“夏衍”的力量才能赋予我的快乐时光。夏衍家的门槛不可谓高不可谓低，门禁不可谓严不可谓松，别的姑且不说，只讲出入这里的女性，她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素有家世渊源的女眷，另一类则是各路的才女，当然这其中两者兼而有之的更是大有市场。像冰心、杨绛、郁风、凤子、张颖……，女作家聂华苓、谌容、张洁，女导演张暖忻、凌子……，这些名字均备受爷爷的推崇和喜爱。虽然外界都会认为我爷爷长期以来管文艺、电影，家里会来很多演艺明星，也有，但都是袁雪芬、王昆、红线女、白杨、于蓝等资深人士，其他多为蜻蜓点水的过客。李子云不是一般的角色，地位极其特殊。她从五十年代做爷爷的秘书起就与这个家族建立起亲人般的关系，从小到大我奶奶都唤她“小李”，由于年纪相仿，她和我姑姑沈宁是“发小”更是姐妹淘，在我们小孩子看来，这同样是一位受人欢迎的“??”。对于她，我们家是门户大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