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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纸文艺副刊消闲性思考 　　在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研究中，不论是“传播学鼻祖”威尔伯?施拉姆还是赖特等后继者们，都强调了大众传播的娱乐消闲功能。文艺副刊，作为中国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体独具特色的重要部分，承载着文化启蒙的重任，从未缺失过“消闲”的特性。 　　 　　消闲性是报纸文艺副刊的重要功能 　　 　　报刊成为大众传播媒介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情。当时，美国“便士报”一经出现，就因贴近大众的生活、具有娱乐性而成为人人都爱看的报纸。可见，报纸在向大众传播媒介演进的初始，消闲娱乐功能便如影随形。 　　在中国的报纸发展史上，文艺副刊从一开始就是承担娱乐消闲功能的具体载体。1897年11月，上海《字林沪报》增出文艺副刊《消闲报》，作为中国最早的报纸副刊，《消闲报》第一次就明确提出了“遣愁、解闷、醒睡、除烦”的办刊宗旨。当时报纸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洋场才子、封建文人和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闲暇时间需要打发，《消闲报》就适时而生了。 　　《消闲报》从一开始就强调为大众消闲娱乐服务，很注重文艺副刊调节读者闲暇生活的功能，既让人们得到一种消遣和娱乐，又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启其聪明”、“开其智窍”的知识性和启蒙性。“于是发行量与日俱增……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时尚”。有读者评价说，阅读该报时，“一篇入目，笑口常开，虽非调摄精力之方，要亦可为遣闷排愁之助也”。 　　时隔27年，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创办，“副刊”一词被正式使用。孙伏园在创刊号上发表《理想的日报附张》，他认为“报章杂志只供给人以趣味”。之后，他反复强调报纸副刊的娱乐消闲功能，他认为报纸副刊应该做“生活的指导”，但“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 　　在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发展史上，关于消闲性问题有过不少论争，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由于特殊历史时期和错误思潮的影响，报纸副刊成了政治斗争的阵地，其知识性、趣味性、消闲性受到批判，到后来副刊几乎消失殆尽。尽管如此，对副刊的发生、起源问题，大部分研究者的基本观点仍是：副刊起源于都???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所以副刊的功能是为了“消闲”。 　　大众传播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改革开放后，报纸文艺副刊重焕光彩，消闲性又张扬着人性的太旗回归众人的视野。 　　 　　关于报纸文艺副刊消闲性的研究论述 　　 　　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规律来看，报纸文艺副刊的消闲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和特点，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报人、知名学者都十分重视报纸文艺副刊的消闲功能。 　　上世纪30年代，孙伏园就明白地提出了消闲性的主张： 　　“日报附张的正当作用是供给人的娱乐，所以文学艺术这一类的作品，我以为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中国人的生活太干枯了，就是首都北京也如此。如果有一个识字阶级的人，试问除开看日报的附张藉以滋润他的脑筋外，他还有别的娱乐可以找到么?” 　　《新闻天地》的创始人卜少夫在分析抗战时各报重视副刊的原因时说： 　　“战时一般人民的心理，本极紧张、兴奋，然而心理上的紧张或兴奋状态，它是有周期的。换言之，必继之一个时期的松弛。其次，生活的艰困，人们情绪上似乎需要寻求一种调剂和安慰，比较有趣味轻松一点的文字，是能满足读者大众这种需要的。第三，有许多现实的问题，读者或作者都可得到发泄或舒展的机会。” 　　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创立，夏衍以“亭长”的名义发表《请大家来歇脚》一文，对副刊趣味性与消闲作用做了很清晰的表述： 　　“当人们挑着重担走路，捱着困苦前进的时候，忽然望见了前面有座茶亭，一定会很高兴，一定会跑得更快些，肩上的重担也似乎轻得多了，他们需要快些走进茶亭休息，舒服地喘口气，减轻疲劳，恢复体力。粗看起来，人们对于茶亭的留恋，是为了一时的凉快和舒服，其实呢，是为了继续前进。” 　　作为茶亭的主人，夏衍认为“多备几样茶点是必要的。为了大众的需要，我们提倡卫生食品，以有益大众的健康为原则，健康的结果是什么?健康将使一个人更有勇气的向前迈进”。 　　类似的论述和研究还有很多。知名报人、学者们的研究论述，印证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在不同时期，其消闲功能所担当的不同角色和发挥的深刻功用。 　　 　　消闲性与报纸文艺副刊的振兴 　　 　　与“五四”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报纸文艺副刊的兴盛相比，当下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从受众角度看，在网络、电影、电视等媒介的冲击下，报纸和依附于它的文艺副刊命运堪忧，众人沉醉于影像的直观快感中，还有多少人会执著于文字的抽象与思考的沉重? 　　还有人认为纯文学性和精英意味也是造成中国报纸文艺副刊式微的重要原因；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大众世俗的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