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空间舆情共振现象研究框架思考.docVIP

对网络空间舆情共振现象研究框架思考 　　国外舆论(Public Opinion)研究出现于17世纪的西欧(霍布斯[英]《利维坦》，1961)，而对网络公共意见的探讨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其研究一般不直接涉及网络舆论话题，只从信息工具和网络技术层面来解析国家或政府所面临的网络安全困境及应对措施，方法以实证研究居多。对中国内陆网络舆情的观察屈指可数，并且囿于学者所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研究结论不一定能被认同、借鉴与采用。 　　国内舆论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网络舆情的研究则晚十年左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9年至2002年，主要是探讨网络舆情的形成、特征和功能，是对网络舆情发生初始时期简单现象的梳理和判定；2003年至2006年，分析重点转移到网络舆情的监督作用，其价值在于突出了网络舆情“重新赋权”后的正面影响；2007年至今，研究开始强调网络舆情的导向，试图解决网络舆情与构建和谐??会之间存在的矛盾，但多从宣传的角度看问题，雷同现象严重，研究成果以论文居多，多以介绍和描述性文字为主，而著作明显数量不足。 　　总的来说，网络舆情的研究处在尚未成熟的阶段，上面罗列的成果大都是一些零散的思考，侧重于探讨网络舆情产生的表象因素和网络舆情管理的初级方式，视野不够开阔，缺乏宏观、深度的分析。2007年以来（特别是2009年这一年），传播私渠道的博客和微博客等自媒体迅速成长，同原有的新闻与论坛板块一起形成网络公共空间，它们相互作用产生强烈的网络舆情共振效果，但对于这一公共舆论场迅速着陆的研究却没有跟上。在此宏观背景下，笔者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框架有一些新的思考： 　　对网络舆情共振动力的研究。这部分是求证舆情产生的缘由及其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网络舆情的载体是互联网上公共空间新闻、论坛、博客和微博板块，分析博客群体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微言论、微观点如何促动了社会知觉的苏醒；论坛、微博的随机现象和浮动意识怎样由于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进而影响了公众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而新闻栏目作为传统媒体在网络上的化身，如何激活了网络舆情的发散；它们之间究竟怎样反射、积累、叠加、互动、渗透最终达到舆情的扩大化。另外，网民由利益需求、心理驱使等自身因素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语境中对网络舆情影响到底有多大也是研究中不可缺的内容。舆情共振动力模型如图一所示①。 　　对网络舆情共振特质（如图二所示②）的研究：这部分的着眼点在于评论解析网络舆情共振各价值维度内部的弹性关系。比如形式维度中从隐匿性到外显性的释放、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之间的反转；内容维度中理智性与情绪化性的波动；时间维度中即时性与连续性的比照。能肯定的一点是，共振造成了网络舆情边际效益递增，而其他预测尚有些不清晰之处。 　　对网络舆情共振负向引发因子的研究。这部分内容包括分析网络信息病毒式传播的几何递增效果；验证网络虚拟性所带来的对虚假信息无限放任的观点（实名制社区与匿名制社区对照）；观测局部事件的放大效应、制造所谓内幕消息的“眼球”效应、少数人操控效应、集体煽情效应等如何造成舆情因变事项的恶性发展，当然也应看到网络舆情共振中存在偶然引发因素的不可预见性。 　　对网络舆情共振干预手段适用性的研究。舆情疏导的介入方式与其成熟度、政治影响度、网站类型有很大关系。研究的目标是想探索舆情事态分极标准，进而确定舆情的具体化解手段。其中手段的“针对性”、“脱敏化”、“灵活性”、“示范性”和“参照性”是重要指标。 　　对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如图三所示③）的研究。这部分内容的某些片段涉及工科中的网络信息科学，目的是想通过技术来解决网络舆情信息的汇集、分析、报送与反馈（比如舆情信息主观屏蔽数与客观存在数对比、舆情载体分布对比、舆情关键词增量对比、舆情传播路径对比、置顶新闻跟帖数及变化、舆情载体共振点出现与消失等），让数据说话，进而确定对网络舆情共振的预警规划。通过对多主题舆情共振生命周期的确定和评鉴，建立起一套回应网络舆情共振的系统。 　　在上述研究内容圈定之后，大致可以确认研究框架是以网络舆情传播本体、价值体系和作用影响为对象，以揭示网络舆情共振现象背后的各种原因为目标，描述十年来，尤其是近三年在社会矛盾凸显、网络快速普及的情况下，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对其进行系统化管理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接下来是研究方法的选取。依据本研究的特点采用质化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为辅的方式。其中包括文献研究法：从已有文献出发，对近十年来网络舆情的论文和著作按内涵、类别进行解读，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结论，将这些结论融入本课题的研究框架（时间上的纵断研究）；实地观察法：从网络舆情的现实出发，既遵从政府的权威导向，也承认研究中的逻辑、直觉和科学的